世界历史 点击： 2019-10-01
【摘 要】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关于信任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可以说这是作为一个新兴领域而出现的。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目前正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而努力，但三国的互信度之低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颇值得研究的。文章将梳理近年来信任问题的研究以及信任在联盟关系中的类型，并以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互信度为例，剖析三国的互信问题及解决方法。
【关键词】互信；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一、信任问题的研究现状及概念
作为社会科学问题，信任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默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在《冲突解决杂志》上发表《信任与猜疑》一文，讨论了信任的定义以及影响信任的因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信任问题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出现，研究人数较少且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保罗?布鲁尔等人提出了国际信任的概念及研究国际信任的理论框架、模型。他们提出的“国际信任”的概念，将“国际信任定义为一种信念，即在国家行为方面，关于大部分外国行为是否与正常的预期一致。而且是一种给予他国怀疑好处的固有信念，假设大部分国家是善意的，动机良好”。这里我们得知信任至少是一种信念。而阿罗姆?霍夫曼、安德鲁?基德乃至中国学者李淑云等人都分别对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信任的概念尚且不清晰，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情绪的期望，这种期望通常以情绪来表现自己，人们通过这种情绪来获得发送者对于自己的信任态度，同时，接收者会分析这种态度从而得到自己的判断，并反馈给发送者，以建立一种人际之间的关系。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信任大多是经过理性人头脑风暴从而得出的分析判断，基于这种判断的信念而和对方进行交流、合作。在国际关系中，信任通常是有目的性的，也是合作的必要条件。
信任作为一种关系，必然是以变量的方式存在，而不是常量。无论两者还是多者，之间的信任也必然会变化，而非恒常不变。而具体到信任本身，信任的主体对客体的预期包括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他者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他者良好意图的预期。据此，著名学者尹继武根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认为认知信任和情绪信任这两种信任的两种基本成分正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工具理性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则是受情感、宗教等社会性因素驱使，不计后果行事。正是根据信任中的这两种维度，尹继武将信任分为工具性信任（instrumental trust）与情绪性信任（emotional trust）。而区别工具性信任和情绪性信任最主要的是要看其建立在什么之上，如果是建立在期望之上，那么就是信任定义的认知取向路径；如果我们认为信任建立在愿望之上，那么这就是信任定义的情绪取向路径。我将通过尹继武在信任在联盟关系中的类型来解析正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中日韩三国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信任的类型。
二、中日韩三国在互信机制中扮演的角色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同样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关系大格局下，国家间的政治较量也是妥协的结果。而要分析中日韩三国各自在互信中的类型就必须要将这三者拆分开来，分别比较。因为无论中日、中韩还是韩日，各自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的角色可能是相互转化的。
（一）中韩关系
2014年11月10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正式结束，两国在投资、金融等领域达成数十个协议，这意味着两国的谈判基本完成。2014年7月3日到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展了对韩国的国事访问，进一步丰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并提出于年内完成自贸区谈判，这是2008年两国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又一次重大进步。
中韩在地理位置上相邻，人员交流方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自然资源丰富，而韩国恰恰相反，劳动力资源不足，自然资源欠缺，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和生产成本高等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韩国在无线通讯、汽车、造船业等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双方互补性强。但农业问题、经济发展差异以及美国干涉等问题仍然存在，韩国的农业基础薄弱，一旦开放自由贸易区，中国强大的农业势必对韩国造成冲击。近年来，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非常迅速，这也招致了中韩农产品贸易摩擦。例如，韩国为了抑制中国大蒜进口的增长，2000年3月曾经对冷冻大蒜、腌制大蒜、剥皮大蒜征收高达285%―376%的紧急关税，其后虽经中韩双方的协商最终于2003年取消了该措施。由此可见，中韩之间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和谐。去年自贸区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大米也不在免关税范围内，可见韩国仍在保护本国的农产品市场。但总的来说中韩之间的双边战略互信度仍是最高的。
在魏志江所做的中日韩三国战略信赖度分析中，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互信度达到56%，高出中日和日韩十个百分点以上。而且韩国早在2005年就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韩之间虽然没有如韩美同盟一样的安保环境，但双方的认同仍然是占主要因素的，至少在经济上，双方已经由工具性信任向情绪性信任转变。
（二）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一直是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最大障碍。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40多年，双方由“中日世代友好”的七八十年代转变为摩擦渐多的90年代，21世纪初，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两国高层之后进行了名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的一系列互访，两国关系一度出现全面回暖的趋势。之后因钓鱼岛问题再起波澜。安倍晋三再次赢得大选后，仍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挑战中方的底线。
从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利弊来考虑，虽然中日和中韩一样，日本也存在劳动力资源不足，自然资源较欠缺以及老龄化问题。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在汽车、机械制造、电子技术等领域具有较大优势，双方互补性不比韩国差。但农业问题相较起韩国，日本更加突出，其耕地资源非常有限，农产品消费高度依赖进口，日本政府根据国内政局需要，对农业贸易自由加以限制。若是开放农业市场，日本的农业将会遭受灭顶之灾。比起农业问题，更加严峻和具有挑战性的则是双方的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悬而未决，2010年的撞船事件和2012年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使得双方互信程度大大降低，领土争端是零和博弈，邓小平曾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把这个零和游戏拖到了下一代，但不可能永远拖下去。同样，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方面的态度也引起中韩的严重不满，而在2012年12月中国海监飞机首次进入钓鱼岛上空巡航，随后美国政府曾明确公开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的介入使得中日关系更加复杂，一方面美国不希望中国崛起以挑战自己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军国主义会再度复苏。而日本在被中国取代了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位置之后更加担忧中国会威胁到自身其它方面的利益，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在军事上的不透明也给产生安全困境提供了条件。 而同样在魏志江的战略信赖度分析上，中日之间的战略互信度仅为40%。为三国之间最低百分比，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造成的相互之间不信任，如果根据信任在联盟关系中的类型来划分，中日之间必然还未达到工具性信任这一层次，更谈不上情绪性信任的愿望层次。而正是这种关系的阻碍，导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多年来迟迟未有进展。
（三）日韩关系
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后，两国发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为新世纪的日韩关系重新定位。李明博政府时期，不仅恢复了卢武铉政权时期一度受到冷落的日韩关系，而且与美日共同建立了朝鲜半岛三国安保合作机制。天安舰事件中，日韩两国加强了应对所谓朝鲜威胁的安保战略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日韩两国同处东北亚，人员交流亦十分频仍，且双方具有相同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奉行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此外，两国都以美国为核心，以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为纽带形成了美日韩三国安保合作机制，也有利于加强日韩两国共同的安保利益和安全。不过日韩两国仍有不和谐之处，两国的农产品和零部件市场存在结构性竞争，还有就是日本侵略殖民韩国的历史以及两国关于竹岛（独岛）主权归属的争端，而领土之间争端的零和博弈也成为日韩两国沟通的最大障碍。从魏志江的日韩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战略互信度来看，双方的战略互信度为46%，居中日和中韩之间，可以说处在一个中间位置。若从联盟关系中的信任来看，双方恰好正处在工具性信任的阶段。双方都给予对方以高期待，希望对方能够做得更好，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实现双赢。但仍未达到情绪性信任的愿望阶段，由此可见，无论中日还是韩日，领土争端都占据了极大的影响因素。而这也成为三方破局的关键。
三、如何解决建立FTA谈判中三国的战略互信度低下之问题
总的来看，中日韩之间互信度并不算太高，而三方的领土问题突出导致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时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如何解决三方的战略互信度低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良好的药方，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前进中试探性的解决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信任的建立需要理由、偏好与规则三个要素。
首先，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有信任的理由。但现在，三方并不能完全相信彼此，尤其是中日之间，安全困境已经根深蒂固，一方面是中国对日本历史和现在的行为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日本因中国崛起和自身经济下滑形成的对比而导致日本政府心理失衡，造成中国威胁论的错觉。而中日钓鱼岛（尖阁列岛）争端和韩日竹岛（独岛）争端正是这种失衡的体现，他们发现双方要建立互信的成本要远远高出敌对，但这是短视的结果，若长远视之，三方则必须要建立一定程度上的互信，毕竟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谁也不能缺少谁，一旦缺少对任何一国来说都冲击不小甚至经济崩溃。
其次，则是偏好问题。三国从现实角度来说，日本一直想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紧箍咒，从而正常的迈向政治和军事大国之路，但这条道路因为历史原因被多方所遏制，以至于导致日本现在的发展略有畸形，而中国则希望走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但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和军事不透明也使得自身给别国一种错觉，从而让中国威胁论有了滋生的土壤。韩国在应付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同时，也加强美韩同盟，并且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其也希望能够有个和平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文化角度看，三国同处东北亚，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里，这也促成了三国在文化上本质的相似性。我认为，三国可以通过这些相同点来共同促进其软实力的交流和共享，以此促进三国互信不断增强。
最后则是规则因素。高度理性且自利的经济人之间是难以取得互信的，经济人的道德色彩此时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与市场游戏规则的日益完善，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对于利益的相互性认知越来越提高，而且就“经济人”的本性来说，彼此之间的诚信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这些将无疑会强化了“经济人”的道德理性色彩。一个国家更是由高度理性的经济人集合而成，这样的国家自利色彩更加浓厚，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一个道德上的诚信法则势在必行，虽说这并非台面上的规则，但潜在的规则使得各国能够墨守，同样重要。
因此，要提升三国的战略互信度，仍是一段艰苦且漫长的过程。这需要三方摈弃嫌隙，加大沟通。以儒家的信任文化为基础，以实现地区安全利益为目标，使信任变成惯例，使惯例变成规则，以信任促信任，从而共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中华书局，2005.
[2] 魏志江.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信赖度分析[J].东疆学刊， 2011（1）.
[3] 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及联盟信任类型[J].国际论坛，2008（02）.
作者简介：闫泽华（1988- ），男，满族，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当代对外关系；甘星（1988- ），男，汉族，湖北荆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对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