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牢里带出的遗墨

英语阅读  点击:   2019-10-01

  1964年6月26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员梅含章如往日一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有条不紊地做好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后,习惯性地开始阅读当天的报纸。当他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红色家谱》专栏刊登的宋振苏撰写的《我们这一家人》时,拿着报纸的双手不住地颤抖。强忍内心的激动,梅含章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立即找到宋振苏的地址,奋笔疾书。

  几天后,远在北京炮兵司令部的宋振苏接到了这封信。“……我与您父亲宋绮云过去在白公馆一起坐牢。我出牢时,他送我一篇序文,是他亲笔写的……”
  6月30日,梅含章接到宋振苏的回信。宋振苏希望能看看父亲宋绮云的遗墨。
  20世纪70年代初,这篇署名“绮云”的《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出现在重庆博物馆的展厅。序文全篇1400余字,书法工整,文辞优美,引经据典,借古喻今,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黑暗,表现了作者乐观的革命精神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这篇洋洋洒洒的序文,出自囚禁于国民党军统死牢的宋绮云之手。那么,宋绮云是谁?他又为何赠文给梅含章呢?
  从搞红邳县到叱咤西安城
  宋绮云原名宋元培,字复真,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杲堂村的一户佃农家庭,排行老四。因其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全家省吃俭用,让10岁的宋绮云走进了村里的小学。
  1922年夏,18岁的宋绮云步行300公里,到淮阴投考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毕业后,宋绮云回到家乡土山小学任教,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1926年11月,宋绮云接到同乡小学同学郭子化的来信,约请他到武汉参加北伐,打倒土豪劣绅。宋绮云即辞掉工作,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校期间,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3月6日,经郭子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动员一批党员去地方开展地下斗争,回到原籍,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1928年5月,在南京开展工作的宋绮云因身份暴露,组织决定他转移回老家继续革命。回邳县后,宋绮云在同学李超时、徐丽芳(后改名徐林侠)的帮助下,当上了公安大队二中队长。不久,宋绮云、李超时等人建立中共邳县特支,后扩大为中共邳县县委,宋绮云任县委书记。在宋绮云的领导下,邳县县委大力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开展打土豪的农民运动,抓了商团团长杜忆远、恶霸地主陈士髦,使邳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红邳县”。
  1928年冬,宋绮云与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次年1月,国民党江苏省总部派监察委员来邳县“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绮云组织“年关暴动”,因寡不敌众,暴动失败,有孕在身的徐林侠被捕,县城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宋绮云的布告。宋绮云无法在当地活动,只得离开家乡前往北平。1929年秋,在中共党员刘亚民的帮助下,宋绮云由原名元培改名绮云,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课余时间为《大公报》撰稿。此时的徐林侠在狱中生下双胞胎女儿,即宋振平和宋振苏。由于徐林侠无口供,又有孩子,经其舅舅疏通关系,以“跨党罪”被判7个月徒刑。
  1929年12月,在中共党员陈子坚的帮助下,宋绮云来到河南南阳,通过中共党员郭乐山、蒋廷松的引荐,见到杨虎城。宋绮云的政治见解和满腹经纶,深得杨虎城赏识。不久,宋绮云当上《宛南日报》主编,兼教导队政治教官。
  1930年11月,杨虎城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行营主任,宋绮云随之来到西安,任行营秘书。次年7月,杨虎城委派陈子坚、宋绮云创办17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陈子坚为社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绥靖公署宣传科长。
  宋绮云在杨部站稳了脚跟,立即与党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的陈赓取得联系,陈赓指示他“就地坚持斗争”。不久,宋绮云与陈子坚等人建立了秘密党组织。他还利用《西北文化日报》这个阵地,保护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地下党员邵幼和、丁毅忱、周西林、曹绶祉、曹冷泉、刘渺森等人都是报社的记者。
  宋绮云在西安安顿下来后,立即让出狱的妻子徐林侠来西安协助其工作。徐林侠将宋振苏留在老家邳县,带着宋振平来到西安,参加党的秘密工作。
  1933年,宋绮云根据党中央“一月宣言”的精神,与中共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杜斌丞商议,让杜给杨虎城施加影响,同进驻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联合,共同反蒋抗日。宋绮云则发展行营参谋武志平为党员,并派武志平代表17路军赴川陕苏区,代表杨虎城、孙蔚如部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
  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决定加强和统一西北地下党的领导力量。1935年10月,党中央驻上海负责人陈赓派谢华到西安,组织西北特别支部。西北特支成立后,建立了公开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徐彬如、宋绮云分任宣传部正、副部长兼总务工作。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不时有一些从内地到西安、延安的同志来报社找宋绮云,有人开始怀疑:“宋社长亲戚朋友这么多?”宋绮云提高了警惕,他认为再以看古董、观风景为幌子在一起开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必须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社交场所。几经考察,宋绮云决计开设一个饭馆,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经特支研究,同意宋绮云的意见。
  开饭店的资金主要由杨虎城垫资。饭店老板这个关键人物,宋绮云选择了既没有中共党员身份又绝对忠诚于我党且具有饭店经营管理能力的蒋自明。经过艰辛的选址和筹备,西安莲湖公园的“莲湖食堂”开业了。从此,“莲湖食堂”就成了西北特支的地下联络站,而且从未暴露过。
  参与“西安事变”
  1935年夏,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移驻西安,加紧落实“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多次严令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并于10月2日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自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亲自督导剿共。在“剿共”过程中,东北军、西北军多次受到红军重创,兵员被歼,编制缺失,但蒋并未给予补充。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意识到蒋是借红军之手剪灭自己的势力,而并非为了全力抗日,开始倦于“剿共”。   中共中央研究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应团结张、杨部队,共同抗日。1936年,毛泽东派其机要秘书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家联络等3项口头协议。此后,张文彬以17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的身份长驻杨部。
  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团委派王炳南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战抗日的问题。王炳南的父亲是杨部高级参议,与杨私交极好。王炳南在日本、欧洲求学的经费均由杨虎城提供。王炳南到西安后,就住在杨的公馆。
  1936年12月11日,蒋介石来到西安,敦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部队耗损在内战中,苦谏蒋介石不成后,决心兵谏。12月11日晚上11时,宋绮云刚刚签发完《西北文化日报》的稿件,就接到杨虎城将军办公室的电话,让他到新城大楼参加17路军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特别会议。会上部署了“兵谏”行动中各人的分工,宋绮云的任务是负责撰写社论、向群众说明这次兵谏的实情。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为副主任委员,宋绮云为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宋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发表了《张、杨昨日发动对蒋兵谏》通讯、《何处是中国的出路》的评论以及《昨日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
  “西安事变”后,为防不测,红军主力南下进驻咸阳、渭南一线。
  12月16日,宋绮云(代表新闻界的西安文化日报社)约请地下党员、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代表陕西省民政厅),满载着物资,一同到咸阳慰问红军。在咸阳十华里的一个村子,他们见到了红15军团司令员徐海东。
  12月18日,周恩来副主席接见西北特支成员,高度评价了特支的作用。鉴于陕西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决定撤销特支,成立省委。周恩来离开西安的时候,指示宋绮云给延安搞一套印刷设备。宋绮云将报社私人集资购买的《西北画报》的全套设备,包括对开机、铅字、铜模、照相器材等送往延安,并选派了16名优秀技术工人同去。这些设备和工人改善了《解放日报》的印刷条件,最明显的就是报纸由石印改为了铅印。
  1937年4月,特务放火烧了西北文化日报社,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后,立即强行接管《西北文化日报》,宋绮云被迫辞职。
  秘密被捕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西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宋绮云、米暂沉、王菊人等人都上了军统特务的黑名单,处境很危险。杨虎城建议宋绮云东渡日本留学,并资助2000元大洋。1937年6月28日,宋绮云到上海国际饭店参加杨虎城离国的饯行招待会,并准备东渡日本留学。但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宋绮云立即改变计划,回到陕西。
  为了进一步争取杨部,党在杨部设有党组织,军部设有中共工委,范明任书记。范明请求党中央派遣与杨部上层有关系的党员来协助工作。1939年11月,宋绮云来到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所在晋中条山战区的第四集团军总部,担任总部少将参议。
  1939年11月,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将军得知全面抗战爆发,毅然回国,准备参加抗战,刚到香港,即被军统特务戴笠软禁;到武昌时,秘密被捕。1940年初,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绮云立即意识到自身和家庭的危险。1941年3月,他将全家搬迁到蒲阳村。9月16日,宋绮云接到“家有急事,请速回”的电报,立即请假回家。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回浦阳村,儿子却说家里没发生什么事时,宋绮云立即明白上了特务的圈套。他叫来警卫员王潜生,说明天即去延安,今天特回家作些交待。两人正说话时,村保干事带着3个人朝宋家走来,其中一个说:“乡政府有一姓潘的要找宋先生,请宋先生走一趟。”就这样,宋绮云被挟持着走了。王潜生立即寻人打听并尾随在马车后,借机靠近,宋绮云只来得及悄悄说了“绥署保安处”几个字。后来,徐林侠让王潜生继续打听,并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告,向孙蔚如、金闽生、李兴中、陈子坚等人请求帮助。但金闽生到绥靖保安处、缉查处等有关单位打听,毫无结果。徐林侠自己也多次亲自通过关系打听,亦无结果。孙蔚如打电话找胡宗南,胡宗南回电话说查不到宋绮云的下落。
  其实,宋绮云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后,关押在军统秘密看守所西安小雁塔。
  宋绮云被捕两个月后,徐林侠和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宋振中(《红岩》小说里小萝卜头的原型――编者注)也被军统诱捕入狱。
  死牢留遗墨
  宋绮云被捕后,特务严刑逼供,要宋绮云承认共产党员身份。宋绮云以抗日无罪为理由,坚不吐实。特务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许以高官厚禄,宋绮云依旧不从。特务恼羞成怒,上报蒋介石要求处死宋绮云。蒋介石批复: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
  1941年12月下旬,宋绮云由西安押解重庆,关押在军统秘密监狱白公馆看守所。同年,其妻子和幼子宋振中由西安押解重庆白公馆看守所。
  1943年,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由于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很差,美方看中了白公馆,将其辟成美军第三招待所。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将分流,一般犯人迁往邻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在前往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囚车里,宋绮云意外地见到了妻子徐林侠、幼子宋振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息烽集中营撤销。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韩子栋、谭沈明、许晓轩、宋绮云一家等72名政治犯转押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秘密监狱继续监禁。1946年8月18日,特务以押解南京为名,秘密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几天后,宋绮云等人被转囚白公馆看守所。
  宋绮云被关押在白公馆的2楼,他的斜对面房间里软禁着6个青年人,分别是辽宁人王凤起、四川人陈蕴山、湖南人曹泽衡、贵州人胡翔、浙江人梅含章、河北人傅岳。宋绮云得知他们是黄埔毕业生,在放风时间,便以军校同学身份,常邀他们一同散步。宋绮云以文史典故深入浅出地讲解人生哲理,他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坦诚的性格、晓畅的语言,一下就吸引了几个青年人,他们恭敬地称呼宋绮云为宋大哥。   经过深入了解,宋绮云得知了他们入狱的原因。“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遭蒋介石分化瓦解,少壮派军人王凤起、梅含章等被派往中央陆军大学受训期间,组织“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简称“青年将校团”),计划实行军人政变,刺杀蒋介石。为扩大号召力,拥戴陈诚为头儿。陈诚也想借势壮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力量,便默认此事,并召见了“青年将校团”的骨干分子20多人,任命王凤起为自己部队的少将作战科长。到1943年,将校团成员已有二三百人,分布到各大战区,并计划在当年12月12日,即“西安事变”7周年之际,杀掉蒋介石,拥立陈诚。不料,风声走漏,计划被军统头目戴笠侦知,立即上报蒋介石。陈诚为了不牵连自己,立即下令逮捕王凤起,并交军统审讯。期间,陈诚暗中派亲信到狱中探望,暗示王“不要牵连陈长官”。戴笠为了打击陈诚,亲自审讯,但无论使用何种刑具,王凤起始终承认组织“青年将校团”是己所为,是“拥蒋反何”的,是为蒋政权“清君侧”,扫除汉奸、亲日投降派,与陈诚无关。戴笠见引火烧陈未得成效,遂将“青年将校团”其余骨干逮捕入狱。陈诚见状,以退为进,借口身体有病,请求辞去远征军总指挥一职,同时,暗中带信给王凤起等人,要他们死不认账,等待时机,解救出狱。1946年3月,戴笠摔死,军统改组,陈诚要求国防部重新调查“青年将校团”一案。保密局见状,也给予王凤起、梅含章等6人优待,将6人从各处秘密监狱集中关押到白公馆看守所优待室,遂成为宋绮云、黄显声的邻居。
  白公馆的狱中临时党支部得知王凤起、梅含章等人的情况后,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以及他们的案情,预计6人早晚会被释放,并重返国共对垒战场,因此,布置宋绮云偕同黄显声做6人的策反工作。宋绮云针对6人的具体情况,区别教育引导。
  梅含章入狱前是国民党部队装甲兵团副团长,是蒋介石的同乡,深受蒋影响,拥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正当壮年,却遭遇牢狱之灾,幽囚监狱多年,常自叹前途暗淡,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宋绮云见状,以同为江浙人和黄埔生的关系接近他,从生活上照顾他,从思想上教育引导他。宋绮云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事实,驳斥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政治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欺骗性。
  宋绮云虽被长期关押、审讯,但依然乐观、自信。当6人心生绝望、颓废时,宋绮云常引用庄子的“空谷闻跫音,橐橐则色然而喜”之语来鼓励他们。随着交往的深入,王凤起、梅含章的认识不断提高,宋绮云谈到他们“拥陈杀蒋”的行动,一面给予肯定,一面指出不足:“你们热情很高,缺点是智谋不足。热情高是好事,热情,像熊熊的火焰,是一切的原动力。有了高度的热情,才会有伟大的革命行动。如果缺乏智谋,就会迷失方向,变成盲目的行动。只有热情与智谋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你们还是应该多读鲁迅先生的书,在理论修养上和思想锻炼上多下功夫,做人民的孺子牛,投身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宋绮云见梅含章神色有些暗淡,话锋突然一转,豪情满怀地说:“蒙难本身就是光荣,战胜困难,就能推动革命前进。”
  1947年3月,王凤起、梅含章等人收到家书,得知陈诚正在南京解救他们,不久将得到释放。当宋绮云得知6人将被释放的消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梅含章等人获释,是一大幸事,希望他们能走上为大众谋解放的道路。同时,借此机会,为党或世人留下遗墨,表达自己幽囚牢狱6年来坚守的心志,如能见天日,死而无憾。
  当夜,宋绮云分别给6人写诗留念。他写给梅含章一首长诗,并另特意书写一文《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序文用隐晦的言词,表达自己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怀以及革命必胜的信念。
  梅含章收到宋绮云儿子“小萝卜头”送来的诗文,仔细阅读,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一诗回赠宋绮云:“牢里相处亲又亲,共话肺腑期有成;临别千言铭座右,誓将热血报知音。”
  为了保存宋绮云的墨迹,梅含章绞尽脑汁,将诗文密缝于棉絮里,冒险带出白公馆看守所。
  1947年4月下旬,王凤起、梅含章等6人来到南京国防部报到。
  王凤起回到沈阳,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了解放区,党组织负责人高崇民、邹大鹏、陈钟安排王凤起潜回沈阳进行策反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沈阳。
  梅含章出狱后,被任命为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支持了要塞起义,为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等地作出了一定贡献。“青年将校团”的其他骨干成员陈蕴山、胡翔、傅岳、曹泽衡都在不同的岗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9年9月6日,当全国即将解放时,作困兽斗的蒋介石命令他的刽子手,将杨虎城将军及其子女、宋绮云一家三口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新中国成立后,梅含章得知宋绮云牺牲的消息,感佩烈士的正义和旷达,捐献出秘藏于衣箱夹层内的《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烈士遗墨才得以见天日。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杨山山)
  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
  绮云
  人不可离世而独立,然性行端方,才智卓越之士,投闲置散,幽岩穴而不用者,又所在多有;此世之相遗,非所以遗世也。至若志存公忠,睿知英发,能为生民造福利者,其被世之摒斥也必益剧,甚且必欲逐之蛮貊,弃诸四夷而后快。然疾风有劲草,板荡出英雄,世虽欲遗之,而又每不可得。孔氏所谓“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余之认识含章,殆如是耶!
  含章姓梅氏,又名士珩,浙东天台之望族,幼生长于名山胜水间,秉赋坦率耿直,超然不泥流俗。对人诚恳,对事公忠,而勇往迈进,不计个人利害之精神,尤有足多者。倜傥头角之露,乡里固已交誉:梅氏有子矣。
  民十九年含章方十八岁,由高中毕业投入军校八期。廿一年受训期满,以成绩优异,留校服务,任区队长职务。越二年投考训练总监部外语班,受训期满,考准留德,适抗日军兴,德乃日寇之与国,因未成行。对日血战方殷之际,含章转入装甲师团,先任参谋,继调机械化营营长,数创顽寇。虽书剑小成,耻无闻焉。乃于廿九年考入陆军大学,苦攻三年,卅一年毕业后,分发三十四集团军任装甲兵团副团长,旋又奉召至重庆军令部军研班受训三月,方拟束装返胡宗南部工作,因事牵连,幽居岩穴,已三年又三越月矣。兹者,阳春三月,雾散天清,始复奉命赴首都国防部报到,候派工作。然痛定思痛,感慨丛生,临别之际,余又焉得无言乎!
  含章与余,在军校为先后同学,而小余八岁,在学校未及相晤,在社会又天南地北,无缘聚会,独于岩穴幽栖之时,把晤于患难悲痛之中,同为世所遗弃,正不谋而合,此冥冥之中,聚合殆亦有数。幽栖以来,各自检讨,仰观俯察,实无愧于天人,忠贞不改,一至于今,赤胆忠心,洁志砥行,为世之所不容也,固宜;此则余与含章又有同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余与含章之相识岂为偶然。每于傍晚,散步小院,谈论风生,辄恨相见之晚。庄生有言:空谷闻跫音橐橐则色然而喜,余与含章每有同感焉。思家忧国,情怀万千,一经畅叙,辄复破涕为笑。是含章之励我助我者,不亦多乎?
  顾余等聚会,甫经三月,含章又奉召赴金陵,而余独留,以含章之聪明才智,吾固知不能终相遗也。愿效贡公之喜,敢为儿女世态,作惜别之悲乎!唯人情所不能免者,余又岂能无动于衷耶!窃思,人生上寿,不过百年,七十之岁,已为稀矣;含章方当英壮有为之时,竟投闲三年,个人家国之损失,将如何弥补,余以衰颓无能,摒居六年,以视含章,岂为过乎?昔贤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司马公独悲伯夷叔齐颜回之徒,终至贫困以死,所谓常与善人者为何如哉?!至若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如盗跖之徒,竟以善终者,比比皆是。天之报施,又何如哉?!司马公遂不禁喟然而叹曰:“余甚惑焉!”甚矣,司马公之不达也,孟氏不云乎:“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造物之所以困之者,适所以成之也。虽困奚伤?且也,社会进化,自有其伟大之动律,一二人之喜怒,何与于奔腾澎湃之潮流乎?!一人之利害得失,从自我之立场观之,固不为不大,如从整个历史进程观之,直如沧海之一粟,诚渺乎小哉!昔司马公所谓天即今之所谓社会也,从整体言之,人类之残害倾轧,无不足以促进社会之进化。是个人之利害得失,有助于人类社会也,不亦大乎?!西谚有言:最后笑者,乃善笑之人。至哉言也!
  含章之行也,余既为诗以留纪念,复为文以壮行色,因不禁抚髀雀跃,更为之歌曰:青山葱葱,绿水泱泱,今日之别,敢云忧伤?日之升矣,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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