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莜萸量刑重的原因两篇
话题作文 点击： 2020-07-09
郑莜萸量刑重的原因篇一
恩怨一：
“地标”升“国标”中的巨额寻租
郑筱萸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话一段段说，欺骗了不少企业。
建国后，大多数药品执行的是地方标准。1998年，“地标”升“国标”开始了。当时企业争得很厉害，比如一个“辽(宁)药准字”的药品，生产企业如果能最先升“国标”――变成“国药准字”后，其它省相同品种的批号都将被注销。
这次集中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租金”。几千个品种的药品都升了“国标”，你要生产药品必须找我，这就可以“收租”了。一种药品“地标”升“国标”做完全部实验，企业至少投入60万，甚至上百万。但企业获得什么了?争到“国标”后，国家药监局又发文，以中成药为例，你虽然争到了“国标”，但还必须申报“中药保护”。否则，国家药监局就可以批准其他企业生产这种国标药。
很多企业拿了几十万元，把“地标”升到“国标”后，就没有钱再去报中药保护。这样曹文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现已被捕)等人就把企业的劳动成果，作为受贿的通道。因为一个中药品种变成“国标”但又没申请中药保护，药监局就有批准仿制药的权力。
就行贿来说，“地标”升“国标”给的不多，重灾区集中在仿制药身上。仿制的企业什么也不用做，就拿到现成的“国标”药了。行贿受贿是公开的秘密，企业办任何一个批号必须拿钱，最低10万块，高的60万、80万甚至200万，而仿制国外的药品做出的“新药”没数百万批不下来。
于是，2000年前后，中国药品注册报批的中介公司逐渐兴起。大多以医药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估计现在全国还有1500多家。制药企业通过他们去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增加了交易的中间环节，说白了是要解决犯罪链。你说我给负责审批的官员钱了，我都不认识他，怎么给钱?实际上，中介公司充当这个角色。增加了中间环节就没有法律罪证。报批的中介公司和负责官员也未必很熟，但是他们之间有互信。
恩怨二：
GMP认证“忽悠”全行业
这是郑筱萸和医药企业最大“恩怨”。全国处于不同发展状态的6000家企业，被GMP“一刀切”。为了搞GMP认证企业已经花了几千万，不合格怎么办?内行讲话就是要“必须拿下”。
第二次“忽悠”企业，是搞GMP(意为“良好作业规范”，是一种注重制造过程中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制度)认证。郑筱萸曾讲：“搞GMP才活，不搞GMP就死。”
他的解释是：一、通过搞GMP认证，5000家药厂就剩1500家，剩下的药厂就发财了;二、通过GMP认证的可以申请仿制，没有通过不批。
搞一个GMP认证，建设符合标准的生产车间、引进设备等一般至少要花1500万。小企业没钱改造，就把执照卖了，开始能卖600万，最后只有60万――因为太多的企业出来卖执照。新的投资者买后，重新建厂。
也有人不买旧执照，有个药品批号就直接建厂。
很多药厂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GMP认证里，认为只要拿到证书就赢了，拿完以后药卖不出去傻了。沈阳市至少有5家企业，GMP改造完毕，三四千万扔进去了，却一天都没有生产。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厂子，医药民营企业多年的积累全扔到这里面了。
2006年，新的国家药监局班子上任后让企业自己报一共多少个批号。曹文庄这几年批了上万个批号，新班子不知道曹文庄这上万个药品批号批给谁了，找企业来问。把“国药准字”批到这个程度，药品市场能不乱吗?
恩怨三：
中成药企业萎缩
对中药企业进行GMP认证以及推行仿制药政策，摧毁了对中国中药产业的科研热潮。
1998年，中药主流产业依然欣欣向荣。这些中药企业从8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科研投入，当时基本上是出一个新产品就拉动一个企业的发展。传统的粒丸已被改造成现在的胶囊，有点国际化的势头了。
但之后开始就变了，中药企业也搞GMP认证。GMP是西药的生产规范，美国于1963年颁布了第一个GMP标准。中药本没有GMP的概念，这好比数学和模糊数学――西药是数学，中药是模糊数学。中药成分是变化的，西药的成分是固定单一的，两者怎能用一种方法管理?
中药厂规模一直都很小，大都是前店后厂，就靠几个品种来发展，现在通过搞GMP把中药企业都盖成大药厂了，药卖给谁?而且当时中药企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增大科研投入，加大中药的国际化水平，这时候投入大量资金搞GMP认证，还怎么发展?
另外就是执行的可以仿制的政策。现有的政策是，一个中药新药批准5年内为处方药，不能怎么赚钱，过5年还得申请中药保护，否则就被仿制了。
我们过去搞仿制是因为药品少，供不应求。现在药品这么多，供大于求，没有任何理由搞这么多仿制，一家产品都卖不出去，为什么还要批准这么多家?比如，六味地黄丸全国有将近六百多家药厂生产。卖一盒药，企业赚3毛钱，引起了恶性竞争和混乱。
恩怨四：
GSP认证有效吗?
GSP认证――英文Good Supply Practice的缩写，意即良好供应规范。众多中国医药代表的出现，与其密切相关。
医药代表的现象是外企带入中国的，1996年就有很多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卖药，他们卖药的方式是和医生见面，药卖得特别好。后来中国企业也学会了，组织上百人上千人到医院去，但是后来医院老压着药款不给，拖垮了很多药企。
后来制药企业就做了一个决定，退出医院，让医药代表和企业脱钩。过去的医药代表负责去医院里要欠款，然后跟企业分，最高五五分，最低的三七开。但是企业不再给医药代表工资，你也不算企业的人。全国几十万医药代表，就在要账的过程中完成原始积累，同时因为过去跟医院熟悉，拥有了资源。
因此，国家药监局又出台了GSP文件，没有名额限制，没有数量限制，只要你符合GSP条件，就能成立新的医药公司。按规定，药品必须要通过医药公司代理进行销售。
GSP正好迎合了那个年代的医药代表，他们有网络，也已经完成原始积累。这样就形成风起云涌的医药公司成立潮。现在你在网上查，以省为单位，每一个月将会有2-3家通过GSP的医药商业企业自动注销，这就说明当初批了不知多少家医药商业公司。
为什么现在医药市场这么乱，医药公司太多是重要原因之一。之前是药厂对郑筱萸不满意，现在医药公司对他也不满意，因为药监局几年批准了3万个仿制品种，医药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卖药了――如果几百家医药公司销售的品种都一样，怎能不恶性竞争?(赵 玲摘自《南方周末》)
郑莜萸量刑重的原因篇二
“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会议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这是新华社对2007年1月24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闻报道。郑筱萸的犯罪行为引起广大消费者的强烈愤慨和媒体的猛烈抨击，被斥为“天下第一贪”。
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作出一审判决，郑筱萸因受贿、玩忽职守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此，郑筱萸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之后被判处死刑的第四位省部级高官。
郑筱萸是谁?其贪污受贿案为何“惊动”了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何对进一步查处该案件“提出了明确要求”?
郑筱萸其人
“人去世时能带走的一定不是金钱。”这句话很多人都说过，其中就有郑筱萸。
郑筱萸生于1944年，1968年大学毕业后与制药业打了3年的直接交道，从开始的药厂技术员到发迹起步的厂长，他担任过药厂的各种职务，包括副科长、科长还有副厂长，在医药行业的确算是个行家。1994年，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前，他先后出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国家医药管理局机构改革后又分别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05年6月22日，离任后出任国家药监局直属事业单位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副部级)，当时，对于他担任这一部门负责人，人们普遍认为郑筱萸算是安全着陆了。
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儒雅，喜书法，有品位。在仕途顺利的时日，他喜欢书法，颇有与人谈论书法艺术的雅兴。或真或假，出口就是书法哲理。最耐人寻味的书法哲理是与人公开畅谈的“藏锋露锋”论。
“有一个真正的书法大家告诉我，学书法一个关键是要先掌握好藏锋露锋，还得懂得怎么运笔。怎么运笔?比如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掌握了这个规律，就不会出大问题。”说的好象是书法，实际上他在谈自己的为人为官之道。
他还善于借用媒体为自己造势，在媒体前表示自己廉洁。他说：“金钱可以买到图书，但不能买到智慧;金钱可以买到食物，但不能买到食欲;金钱可以买到床铺，但不能买到睡眠”，“一个人去世时，能带走的一定不是金钱，而留在世上源远流长的也不是金钱，是人的品格和精神。”通过媒体报道，郑给人的第一印象儒雅就能够有内涵地传达出去，让世人以为这是个谦谦君子。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食品药品关系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这个行业干特别要注意讲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把那些有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疗效不确切的，副作用大的那些药品，甚至是假冒伪劣药品，要通过我们的有效监管和诊断淘汰出局。”郑筱萸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如此反复宣讲和告诫药品商。
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第一位局长，郑筱萸位置关键，把持的是关系着十三亿中国人口身体的健康、生命的安全关口。对药品质量的救命和害命这个监管者本人也是有亲身体验。
“有一年我患上甲肝，回到医院住院治疗。有一天输液，我看输液管里的颜色不大对，输了一半左右，身体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后脑勺疼，我忙把输液管掐住，叫护士过来。护士刚刚走到门口，我就吐了。然后发烧，到晚上我的体温越来越高，血压越来越低，基本要抢救了。”
当时还在药厂当厂长的郑筱萸，就在医院感受了药品质量隐患猛于虎，即使在多年后当上了药监局的局长提起这段往事仍然心有余悸。
虽然在今天重新听他的话语似乎有些讽刺的味道，很难认定当时还在其位谋其政的郑筱萸的这些讲话是言不由衷的。
2003年，郑筱萸主持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任伊始，他就大力开始推行各种药品的质量和管理监测标准：整顿药品审批工作，取消地方的审批权，严格准入条件，整顿中撤销了中药保健品地方标准文号3312个……
客观地说，这场“地标”升“国标”的改革，在当时为整顿医药市场标准不统一的散乱局面起到了扭转作用，国家的药品质量标准有了统一的规格。对于做了23年药厂厂长的郑筱萸来说，自然知道“地标”升“国标”所引发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因此在2002年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他顶着各省市地方政府的压力推行的这项改革赢得了百姓的叫好。
但是，很快消费者的好感不再，因为接下来就是药价日涨，药品质量不齐，医药事故时起。
面对舆论置疑，他依然强调：“像食品、药品之类，不是靠这种运动式的查一次，或者一个季度，我什么时候查一次，下来一次。你下来，人家都准备好了，该逃都逃了，该关都关了，不行……”从这番谈话中人们只是感受到，当时的郑筱萸对于自己推行的认证制度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一清二楚，
直到他的任期结束监管部门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顽疾。
很快，各地倒卖国标批号开始泛滥，使得这项改革在实施当中大打折扣。而几乎与此同时，郑筱萸大力推行的另外一项改革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也就是GMP同样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状况，由于监管不力后来甚至被人称为“形象工程”。
然而，面对公众对权力寻租的疑问，此时的郑筱萸还是以另一副面孔出现。
记者：“郑局长您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被称为一种肥差。我想问一下，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您如何来避免在审批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作问题。”
郑筱萸：“我们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们就是正面教育，使我们的队伍明白他的责任，明白他的使命，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他通过正面教育，不愿意做的事情叫不愿为。第二我们在管理上采取分段，相互之间有制约，你这个暗箱操作不可能在你一个人做完，它分很多段，相互制约，这个叫做不能为，你想做做不来。第三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希望大家举报，我们将严厉制裁，使他不敢为。”
然而，真相毕竟是遮挡不了的。
事情爆露在2006年，郑筱萸离开药监局局长的位置一年之后。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因犯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随后国家药监局实权人物曹文庄落马，因为郝和平与曹文庄同为郑筱萸的秘书，被称为郑筱萸的左膀右臂，敏感的媒体当时就预言这将是一场拉出萝卜带出泥的药监风暴。
也许别人是或“不愿为”，或“不能为”，或“不敢为”，然而最终郑筱萸自己为之。在“地标”升“国标”的过程中，他纵容手下烂批新药，仅2004年一年就批准了10009种，一年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个药品获得批准。虽然其中只有少量的新研发的产品，但其中的蹊跷可见一斑。而GMP的监管不力，大量药商通过行贿手段拿到认证许可，而郑筱萸和他的手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收受贿赂。
2006年12月23日，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已经年过六十、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下来的郑筱萸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审判。
人情，成就人亦害人
据悉，郑筱萸在从地方升迁京城，登上中国医药管理局局长的位置，背负不少“人情债”。当时，原局长离退，留下了职位空缺，国家也有意向从地方挑选。而在北京没有背景的郑筱萸，要想在众多人选中胜出，并非易事。一位熟识郑筱萸的老乡，广州某药企老总，鼎力支持时任浙江省医药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萸。同时率先活跃起来的浙江药企，也希望这位人选能从浙江产生。广州药企老总在当时召集了全国医药企业组团参加广交会，并且以每卖一张门票，另收200元的形式，从参会的药企中结集了大量资金，这笔资金很大一部分用来支持郑筱萸在北京“活动”。郑筱萸也向这些企业“许愿”，将尽力满足这些企业的要求。
如愿的郑筱萸，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内进行了一次大的人事调整，把曾经帮助他当选的人和关系亲密的心腹安插到药监系统内部来。在从企业调来的人中，一部分是之前就已经允诺“给官”的人，一部分则是郑筱萸自己想要“挖来”的心腹。当时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人不愿意来“做官”，郑筱萸则在将此人调来之前就给予许诺，将会在企业的新药批文、注册审批、GMP认证等各方面都给予支持。给予企业关照，常见的回报是在经营上、生产上都给予支持，包括紧俏物资供应，保护独家经营许可，招标暗箱操作等。
为谋权位，为还一己人情，他忘记了千万消费者或者百姓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郑筱萸选择了歧途，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