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范文(锦集6篇)
其它论文范文 点击： 202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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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范文篇1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参考文献：
[1]D.BREWERG.Thepolicysciencesemerge：tonutureandstructureadiscipline[J].PolicySciences，1974（5）∶3.
[2]DELEONP.Policyterminationasapoliticalprocessinthepolitshiyuicsofprogramevaluation[M].DennisPalumbo，1987∶194.
[3]张康之，范绍庆.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J].东南学术，2009（1）∶97-103.
[4]曲纵翔，祁继婷.政策终结：基于正反联盟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16（12）∶94-99.
[5]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7-9.
[6]ADAMC，etal.Theoreticalperspectivestorevitalizeationpromisingresearcharea[J].PublicOrganizationReview，2007∶7.
[7]朱春奎，余飛，刘伟伟.政策终结理论研究进展与展望[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2）∶225-248.
[8]陈振明.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改革开放40年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东南学术，2018（4）∶52-59+247.
[9]陶学荣，王锋.政策终结的可行性探究：求解公共政策“有始无终”难题[J].晋阳学刊，2005（5）∶3-8.
[10]曲纵翔.公共政策终结：基于“过程”角度的阐释[J].中国行政管理，2017（11）∶79-83.
[11]王振波.“短命”政策产生：终结的内在逻辑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60-166.
[12]JONES，CHARLESO.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publicpolicy：3rd.ed.[M].Monterey，CA：Brooks/ColePublishingCompany，1984∶236.
[13]刘伟伟.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基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经验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5（4）∶21-38+154.
[14]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魏顺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以《存款保险条例（草案）》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5（S1）∶99-103.
[16]DYE，THOMASR.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2002∶324.
[17]DAVIDE.Thepoliticalsystem[M].NewYork：Knopf，1953∶125-141.
[18]钱再见.政策终结的公共权力逻辑与路径研究：基于治理视角的学理分析[J].学习论坛，2017（4）∶51-56.
[19]李燕，朱春奎.“政策之窗“的关闭与重启：基于劳教制度终结的经验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17-130.
[20]张丽珍.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J].行政论坛，2019（5）∶119-126.
[21]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1-45.
[22]刘雪明，曹迎宾.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J].理论探讨，2014（4）∶33-36.
[23]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42.
[24]BEHN，ROBERTD.Howtoterminateapublicpolicy：adozenhintsforthewouldbeterminator[J].PolicyAnalysis，1978（3）∶393-413.
[25]李雪松.公共政策价值中和：一项溯源性的政策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19（6）∶20-26.
2021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范文篇2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2021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021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范文篇4
【摘要】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对于形势与政策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作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要积极探索专题化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策略，将学生能力培养作为教学重点，满足当前学生的形势与政策学习需求，构建起科学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实现专题教学的全面创新，适应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新课程教学改革目标。
【关键词】高校 形势与政策 专题教学 实效性
在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结合现代教育发展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专题教学策略，切实将学生核心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教师要积极探索，提升学生的思想认知能力，助力现代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
一、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课程中的价值
（一）符合新时代教育发展趋势
从当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整体情况来看，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和深化各学科教育改革，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整体质量，已经逐渐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在这样的教育发展趋势下，如果教师还是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势必会影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整体发展，阻碍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进步。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开展，有利于教师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这是符合新时代高校教育发展趋势的。
（二）有利于构建现代教育体系
能力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教师给予重点关注的话题。但是自从实施素质教育以来，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就一直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运用，是创新高校教育形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具体化形式。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专题教学的应用，抓住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构建完整的想高校形势与政策特色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缺乏形势与政策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形势与政策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学习兴趣是获得学习动力的基础，如果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就会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松散的状态，所进行的学习活动也都是在教师的驱动之下，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学习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如果此时所学知识具有一定难度，学生在理解的时候就会存在较多的阻碍。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学习兴趣的缺乏。
（二）专题教学的应用缺乏明确目标
专题教学对于当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目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情况来看，很多教师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专题教学的优势，因此在高校形勢与政策教育中运用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很多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就显得较为随意，教学方式的选择也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多数情况下，专题教学的应用都是流于表面形式，没有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质量起到实质性作用，这对于专题教学的运用和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优化，都是非常不利的。
三、提升形势与政策专题教学实效性的具体策略
（一）注重发挥专题教学的启发性
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灌输式教学并不是一种有效方法。启发式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始终坚持的教育方向，并且实践证明，启发式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帮助学生获得学习动力，掌握学习的正确方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实践中运用专题教学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重启发性原则。也就是说，通过专题教学的运用，引导和调动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内容，将教师的启发和学生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中既体现出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作用，又不影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帮助学生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引导学生思维，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
（二）专题教学要以学生发展为原则
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应该注重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外，还应该对学生的思维、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内容给予充分重视，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教学，通过科学的专题教学设计，着眼学生的未来发展，让当前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体现出更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教师在形势与政策专题教学的时候，应该遵循发展性原则。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好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学生的思维情感，意志品质等内容，都融入到平时的教学设计之中，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掌握学科基本技能，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全面提升。
（三）要注重转变教师的角色定位
在专题教学和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角色也应该有所转变，这样才符合形势与政策专题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为教学目标的实现打下良好基础。学习的主体应该是学生，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不应该主导学习过程，而是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内容，强化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认知，建立基本的知识结构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打破传统观念之中的教师中心论，而将自己作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和引导者。在与学生沟通的时候，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和方式进行，深刻了解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尊重学生的独立想法，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完善形势与政策教学流程，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高小升，胡钢.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式教学改革方向及路径[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2019，（11）：3-5.
[2]王伟.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教学改革的困境与路径[J].广西教育（高等教育），2019，（2）：136-138.
[3]陈雪，周汉杰.打造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教学精品[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1（7）：30-31.
[4]黄胜海.论专题化教学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运用[J].课程教育研究，2017，（14）：7-8.
[5]赵华安.专题讲座教学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提升[J].高教学刊，2017，（6）：42-44.
2021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范文篇5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提升，人口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生产和分配物质财富的基础。我国在增加人口资源上提出二胎的政策，鼓励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生育二胎。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没有民族限制，没有地域限制，不分城市和农村，所有夫妇允许生育二胎，"二胎政策"可以有效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形式来看",二胎政策"遇冷，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阻碍。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二胎政策;阻碍;遇冷
我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后，放弃实施独生子女的政策，允许适龄夫妇生育二胎，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妇生育二胎。据调查显示，近几年来，我国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口下降了160万，这一次的下滑是二十年来第一次下滑。说明我国急需增加人口资源，人口资源是生产和分配物质财富的基础。二胎政策可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对"失独"家庭来说是一件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政策。
一、当前社会形势下"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
(一)"二胎政策"的实施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计划生育是我国在1982年提出的，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实施长达30多年，很多人的思想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的口号。计划生育在城市职工中的实施比较严苛，城市职工夫妇若生育第二个孩子，会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后果，因此，在城市工作的职工，都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若不是城市职工，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也会遭受失去分房的福利以及失去其他的福利的风险。若是在农村出现超生的情况，当地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制止。"计划生育"在我国1982年的国情环境下实施的，是比较适用当时的情况的，我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更好控制人口问题，不仅会造成家庭负担，还会对社会造成负担。"计划生育"影响着目前适龄夫妇的上一辈，他们一般都是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的不多。这样的情况造成上一辈人已经习惯了家中人丁少的状态，并且也不在乎男孩女孩的区别，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变淡了，由于这样的情况，现在即使开放了二胎政策，也很少有人选择生育二胎。这是实施"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之一。
(二)家庭经济条件影响"二胎政策"的实施。
在我国全面开展二胎政策的时候，有一部分夫妇选择了生育二胎，这些生育二胎的夫妇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才有能力负担孩子的花费。还有一部分夫妇不选择生育二胎，是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看孩子，这些夫妇每天为了生活而奋斗已经十分劳累，若在生育二胎，无疑是雪上加霜，造成夫妇经济压力巨大。随着我国经济上不断发展，培养一个孩子要花费的金钱是十分多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从小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长大后给孩子准备房子，存款等。孩子小的时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长大后又给孩子铺好未来的路。在二胎政策没有实施的时候，家中都只有一个孩子，全家人的宠爱都在一个孩子身上，如果突然新增一个成员，会导致孩子有抵触情绪。这些情况也是导致"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之一。
二、对当前社会形势下实施"二胎政策"的对策
(一)加强对职业女性的保障，促进"二胎政策"的有效实施。
国家应该发表一些有关女性生育保障政策，最大限度的保证女性的权利。在用人单位中，不安排怀孕女性出差，给女性提供专门的休息场所，在需要体力劳动时，注意怀孕女性的身体状况，尽量让男性或者没有怀孕的女性来操作。这样不仅保护了怀孕女性的安全，还锻炼了其他同事的工作能力。加强职业女性的保障，不仅仅是在工作上，政府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给生育二胎的夫妇优厚待遇，促进适龄夫妇生育二胎的意愿，最终达到二胎政策更好的实施，为我国增加的人口资源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以上对策可以促进"二胎政策"的实施。
(二)实施"二胎政策"的同时，完善妇女生育二胎的医疗设备和服务。
适龄夫妇在选择二胎计划的时候，考虑的事情比较多的，在备孕方面、怀孕方面、生育方面，这些对医疗设备的要求很高，由于二胎夫妇年龄相对比较大，生育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在选择二胎生育的时候，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指导和帮助，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支付比较困难。在生育的时候，很多会选择剖腹产，剖腹产要求医生具有专业的水平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才能更好的保障孕妇的身体健康。孕妇在二胎生育后，会容易患抑郁症，心理医生也需要加强对产妇的思想引导，帮助她们度过这个阶段。
结束语
"二胎政策"是我国对国家经济情况和国家人口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是国家用来调整人口数量的手段。目前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颁布这一政策，促进人口的短期增长。在这一政策的颁布后，很多夫妇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还是有部分夫妇没有选择生育二胎，没有选择的原因有：自身的原因，经济情况不允许的原因。"二胎政策"的实施，不是指一味的增加中国人口数量，是希望父母生育二胎后，一样可以为孩子在教育、成长和发展等方面做打算。这样才能为我国培养出栋梁之才。本文讨论了"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并给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1]李升平。浅析当前社会形势下"二胎政策"遇冷[J].农家参谋，2018,No.591(15)：203+266-267.
[2]王伊欢。社会视角下单独二胎政策分析[J].全文版：社会科学，2016:96.
[3]舒晟，谢悦佶，王也喆。"二孩政策"遇冷现状下浅谈其社会利弊[J].法制与社会，2015(35)：173-174.
2021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范文篇6
[提要]发展乡村全域旅游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本文选择浙江省松阳县为案例研究，从全域视角出发，总结分析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规模偏小、层次较低、特色不明、效益不高等问题。并提出加强政府主导规划、突出特色主题、打造智慧平台、完善交通系统等四个方面策略，以便统筹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增加农民创收，助推松阳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农民创收
本文为2018年12月5日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8年丽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打造全域旅游，推进“三旅”融合——以松阳县为例”（项目编号：LC201823）
中圖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4日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顺应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发展旅游业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方法。全域旅游是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促进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新理念和模式。发展全域旅游为助推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载体，带动农村三产融合，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新型模式和路径。
松阳县是丽水市建制最早的县，是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当前松阳已在全力发展全域旅游，根据“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目标要求，举全县之力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以全域视角探索松阳乡村旅游业发展一方面可推动当地产业融合升级，增加农民创收，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其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为丽水建设大花园，把握创建浙江（丽水）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机遇，实现“绿色发展、科学赶超、生态惠民”提供助力。
一、松阳乡村旅游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一）松阳乡村旅游发展取得的成效。近年来，松阳县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立足超优生态优势和古村人文特色，大力发展高品质生态农业、旅游业和创意文化产业，以做强百亿茶业、复活百座古村、建设百里绿道、办好百场节会、打造百个艺术家工作室的“五个百”工程，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乡村振兴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12，039元增加到2018年的17，546元，年均增长9.9%，其中2018年增幅居全省第三位。乡村旅游业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松阳依托传统村落特色优势打造高端精品民宿，目前全县共建成民宿（农家乐）500余家，2018年接待游客252.3万人次，经营收入1.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26%，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迎来春天。
（二）松阳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松阳的乡村旅游业发展依然尚未成熟，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1、从顶层设计看，缺乏乡村旅游统一规划，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占大多数，投入少、规模小、分布散、品牌效应差，整体呈现出“小、乱、散”的发展局面。
2、从产品内容看，旅游产品单一，形式简单，同质化竞争严重，民宿发展仍停留在农家乐水平上，未能充分发挥乡村超优生态和地域文化底蕴优势，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优势。
3、从产业配套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然有待强化和提升，接待能力低。农村交通条件差，民宿客房数量少且档次不高，卫生设施简陋，极大影响了游客体验感。休闲娱乐服务项目缺乏，内容较为单一，趣味性不高，没有形成完善的养、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
4、从人才支撑看，松阳乡村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对旅游创意设计、规划管理、宣传营销等各方面专业人才吸引力较弱，同时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当地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系统有效的培训和锻炼，服务和管理专业水准都有待提升。
（三）小结。松阳乡村旅游在村景数量、地域分布和农民创收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普遍存在着规模偏小、层次较低、特色不明、效益不高的问题，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瓶颈制约。在此背景下，发展全域旅游将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出路，把乡村列入全域旅游的范畴，从全域的视角统筹乡村以及城乡发展，最终实现助推乡村振兴的目的。
二、以全域视角统筹乡村旅游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策略
（一）政府主导，构建乡村全域旅游规划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全域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着力构建乡村全域空间规划体系，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旅游规划导向，完善全域旅游的规划和实施机制，推广基于新技术的乡村规划管理模式。
1、政府部门应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根据各个村庄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准确定位乡村的发展方向和旅游主题，科学制定乡村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既不盲目开发又不浪费资源，合理布局旅游要素，做到“处处皆是景”，实现景点全域化。
2、加大力度增加财政投入，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向乡村旅游发展倾斜的配套优惠政策，比如加大对农民自主创业建设经营民宿、种植农产品等的财政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全域建设乡村公共厕所、公共停车场等旅游配套设施，实现资源全域化。
3、强化政府在乡村旅游品牌营销、宣传推广等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为乡村旅游从业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指导制定科学、先进、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千年古县，田园松阳”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建立有效的旅游人才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提高服务水准，为乡村全域旅游保证人才输入，实现人才全域化。
（二）因地制宜，完善特色主题旅游产品体系。因地制宜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原则。松阳田园风光资源丰富、民俗传统保存完整、生态环境优良，要着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民俗体验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和绿色健康旅游等。作为名副其实的留存完整的“古典中国”县域样板、“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超优生态环境和独领风骚的农耕文明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境域内各个乡村因其地理位置、生态资源、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特色不一，大体分为景村共生型、景区依托型、资源活化型、潜力挖掘型四种类型村庄，要分类施策，科学整合，形成特色主题系列产品。景村共生型村庄资源丰富且周边有景区，乡村旅游相对成熟，但同质化竞争严重，景观条件下降，这类村庄要突出产品特色，避免同质，提高娱乐休闲体验，着力打造旅游精品景区。景区依托型村庄自身无明显特色资源但周边有景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对景区依赖性强，这类村庄要加强与景区的沟通联系，完善交通设施，实现“村景贯通”，努力发展新业态。资源活化型村庄自身特色明显但周边无景区，这类村庄要坚持保护自身特色，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有规划地开发，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要跟上。潜力挖掘型村庄自身缺乏特色资源且周边无景区，这类村庄可以从文化产品培育角度入手，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内涵，打造文创产品特色品牌，促进文旅融合。 （三）协同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智慧平台体系。松阳智慧旅游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信息化建设，将智慧旅游作为全县重点推进的旅游工作列入“十三五”规划。一要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充实全县门户网站上的旅游专题网站，结合两微一博公众号平台，完善全方位宣传体系。二要加强旅游大数据平台建设，通过后台实时监控统计客流量、游客咨询、酒店民宿入住率及旅游收入等数据，整合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资源并科学调整分配。三要构建全域旅游智慧平台，以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为端口，向游客开放景区介绍及门票购买、周边餐饮及预定、实时交通、医疗配套等旅游管理服务，构建集个性定制和金融支付于一體的全域化、综合性旅游交易服务平台。四要探索乡村旅游线上营销模式，构建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全域民宿线上预定及管理平台、农产品销售平台等，为游客提供旅游OTO服务。
（四）内外连接，完善全域交通网络系统。交通网络是全域旅游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发达的全域交通网络将为全域旅游打通发展的血脉。近年来虽然金丽温铁路、高速公路以及在建的衢丽铁路都进一步完善了松阳交通网络系统，但复杂的山区地形仍制约着乡村旅游点的交通条件。一要构建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网络，争取早日开通高铁、机场等大型交通系统，全面完善大路网格局。二要完善农村公路网建设，加强乡村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之间的道路交通衔接，设立交通枢纽，建起全域旅游的“微循环”。三要依托当地生态资源，完善旅游交通专线、自驾风景道、慢行休闲绿道等综合旅游交通体系，形成覆盖全域的“慢行交通体系”。松阳大木山骑行茶园是中国首个骑行茶园景区，目前已建有休闲健身骑行环线8.3公里，专业越野赛道7公里，有效串联中国绿茶第一镇——新兴镇和卯山国家森林公园、松阴溪景观带等旅游资源。可借鉴大木山骑行绿道成功案例，结合自然资源条件，打造“松阳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走廊”——特色绿道观光系统。
主要参考文献：
[1]项晓艳.全域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江南论坛，2019（11）.
[2]李汉勤.松阳：以“五个百”工程助推乡村振兴[J].政策瞭望，2019（2）.
[3]莫艳恺.丽水市乡村旅游转型提升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11（2）.
[4]杨冬琳.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发展研究[A].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C].2018.
[5]何跃武.东部落后地区智慧旅游发展研究——以浙江丽水为例[J].延边党校学报，2018.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