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其他范文 点击： 2021-06-05
简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由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普遍的人的解放也要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条件的学说。又由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的统一过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条件的学说。简言之，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条件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仅在于它以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为立论基石阐明了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必然性及主体和路径,而且在于它指引了反映人类共同理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目标和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由主题和“过程论”与“条件论”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基本原理是由这个主题生发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展现了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过程，认为人的解放和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互为条件的统一过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人的困境和求解放的诉求不同，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任务和路径、方式不同，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程度也不同;只有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解决，人才开始自由而全面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主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和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新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世界普遍联系和人的发展空间、人的自由时间和精神境界等等。这一系列条件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条件与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割断，如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状况确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形式，不要离开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谈论所有制结构、分配形式、国家制度等问题。总之，理解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观点，既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能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和内在逻辑。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创立了自己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1921—1949年，我们党从国情出发，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促进中国人民新的政治解放、社会解放、经济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19491956年，我们党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运用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经济、社会等方面进一步解放了中国人民，当然也留下了后遗症。1956—1978年，我们党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促进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发展，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得失成败交织，经验教训并存。
1978年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再认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创新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国家形象，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一切，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断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断促进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让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人民的发展更加自由而全面。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的思想理论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和基本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可以作为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的最基本的原理，主要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主题和“过程论”与“条件论”的基本理论，其中最基本的主要是以下三大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即内在规定性，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目标，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必然出现以消灭剥削和压迫以及人与社会都得到全面发展为特征的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这就是他们预示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扬弃，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显著特征和根本标志，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坚持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人们头脑中的其他原则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应放在这个原则的逻辑中认识。如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是进行暴力革命还是采取和平手段，不仅随时随地要以主客观条件为转移，而且还要看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已经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把以人为本为核心立场的科学发展观确定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根本、本位，为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以人为发展的主体、目标、动力、目的。以人为本的前提和基础在正视人性，实质和核心是平等地维护每个人的人权，基本要求是注重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理念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也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体的功能和积极意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社会主义信奉者的社会理想和愿望。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内涵及其实现条件的根本看法。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目标和追求，认为未来社会的价值将是以往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博爱、互助等“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概念到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从否定和批判到继承和创新的过程。随着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提出来了。党的十八大曾首次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人类的共同社会理想，是党和人民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坚持社会主义方法论。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恩格斯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基础上”，正是这种基本特性的体现。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将空想社会主义转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也是我们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而得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条件论”的。如果“现实基础”变了，那么，“条件论”必然相应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无论从我国国情看还是从时代主题和世界局势看，都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即使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也仍然如此。既然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过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过程论”有反差，我们就不能照抄照搬他们的“条件论”。我们党在争取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阶级斗争理论、暴力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创造性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在取得政权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人的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即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社会条件，这时就需要从整体上综合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解决新的问题，而不能仍停留在以往那种“革命”“斗争”“造反”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人的解放和发展任务、“现实基础”又有新变化，我们就得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解决现阶段影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障碍性的体制机制问题。
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方法论从最深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因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些原则，实质是坚持从世情、国情出发，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越来越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内涵特质和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实践进程应当遵循的基本依据和准则。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我们党的理论与实践就会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大的张力。
简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使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原则到具体实践、从基本理论到鲜活现实、从价值诉求到实际践履不断转化的结果。对诸如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如何在实践中明确内涵、重要而又基本的要求如何落到实处、如何在具有独特国情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难题的求解，则是这种转化非常重要的内在维度。正是这些难题的不断求解，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不断践行，同时又得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求解这些难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更高水平、更好效果上求解这些重大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砥砺前行、健康发展必需的保障。
作者：关锋(1973—),男,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一个伟大成就，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化、具体化、中国化、时代化，归根结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实践、从抽象理论到鲜活现实、从价值诉求到实际践履的不断转化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充满着真理的力量，闪烁着科学的光芒，是一种理论范畴和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在发展及其实践中，很多时候表现为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实践、从抽象理论到鲜活现实、从价值诉求到实际践履的转化，其中蕴含着不少对科学社会主义重大或基本难题的求索与化解。
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发展中遇见的重大或基本难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类：一是一些核心概念如何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正确阐释、明确内涵、不断践行，可谓之“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概念的实践诠释和创新践行”难题；二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一些重要而又基本的要求如何在现实中落到实处，可谓之“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难题”；三是因落后国家与科学社会主义逻辑基点，如发达的生产力、经历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充分洗礼等明显有距离，科学社会主义如何在落后国家落地生根进而茁壮成长的难题，其实质是“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难题。这三类难题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们要么涉及科学社会主义最核心的诉求、最有代表性的主张，要么涉及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最本质的规定，要么涉及现实中具体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因各自特殊国情所造就的独特难题。这些难题不求解，或者有意回避，就关系到是否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是否谈得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其一，就是在不断求解上述难题的过程中，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变为现实，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完善和创新发展；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直面这些难题，在不断求索和解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这是内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和完善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维度。正因如此，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这些求解，既是我们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内在理路。
1 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在中国的实践诠释和创新践行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奠基于一系列核心概念上，若舍弃它们，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难以想象的。其中有些核心概念，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对之没有明确界定，或者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而具有不同的含义，或者因它代表着主要价值诉求的综合实现，具有终极理想性而难以具体规定等，进而产生了重要难题，即作为理论概念，或许可以存在一定的歧义、争议和抽象性，但现实的实践更需要具体明确的内涵和指向，才能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行为、举措。否则，就无从体现这些核心概念的重要性，进而影响人们对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接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尊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地对这些核心概念进行实践诠释，使之更为明确具体；或者不断地进行创新践行，使之更为生动具体、切合实际。科学社会主义也因之既得以践行，又得以创新发展。其中，表现最为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革命”“自由人联合体”这两个核心概念。
1.1“革命”：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与改革
“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高频词，也是公认的核心概念。以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而闻名的塔克认为：“在基本意义上，革命是马克思思想的主题。”阿尔都塞则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革命的科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革命的理论”条目为此指出，正因马克思对革命概念的使用，才使其进入现代语境。
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的独特理解，二是对革命的高度看重和褒扬。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还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甚至称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这么看重、肯定革命，一则革命对旧制度、旧势力具有摧枯拉朽的破坏伟力，二则革命对新生事物的巨大的催发、促生作用，以及把这两者统合起来所形成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作用。它背后承载着启蒙运动所颂扬的进步、发展理念。恩格斯为此说：“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显然，“革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一，关涉社会主义何以具有历史合理性、合法性。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并没有提供一种系统的说明”，不过在科学社会主义那里，一是认为革命是一种重大、深刻乃至根本性的变化。连对马克思颇有微词的阿伦特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二是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分。政治革命是推翻国家政权、更新根本政治制度的革命，而特定和明确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专指以所有制革新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革命。三是高度重视暴力革命形式，承认“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强调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四是秉持“革命的社会主义”立场，“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强调“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
然而，这给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带来很多困惑。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革命时，经常强调社会革命的重要性，但在强调工人阶级斗争时，又反复强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以至于列宁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关系？谁更重要？一种可行的理解是：政治革命对于夺取政权很重要，而社会革命对夺取政权后的建设很重要。第二，当社会主义政权稳固后，社会革命应采取什么形式进行？第三，不断革命有两种指向，一种是政治革命可能需要多次、多阶段进行，第二种是社会革命要持续不断进行。问题在于，这种持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第二个和第三个困惑基本上言而未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传统，多次强调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种阶段性划分，显然是一个依据实际作出的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我们很快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旧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巩固新政权的经济基础，来解放生产力。为此，新中国先后及时开展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使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了公有制。这不仅使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真正得以完成——不但夺取了政权，而且巩固了新政权的经济基础，使得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有了具体表现，并且得以确定基本路向——改变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三大改造”的完成，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使新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建构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如何正确对待革命无疑是推行改革开放无法绕避的难题。既要厘清“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的误解，又不能放弃“革命”（否则就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就会受到伤害），更要深化对革命的正确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它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虽然被终止了，但“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从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但要注意，“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显然，这既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进行了更为清晰的界定，也是对“不断革命”进行的准确阐释。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革命，在具体实践中，到底是什么，表现为什么样的形式和样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对此就有很好的判断：“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这种社会革命就是改革。始于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和稍后经济特区、精简机构等重大改革获得成功，意味着有必要“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这样说，有两个重要理据：其一，“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其二，它同时造成“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即“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当然，第二次革命的独特性在于，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继续深化改革，使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底色更牢固、成色更充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一方面在实践上推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谋求“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更有力地凸显了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了对革命、改革的认识，一则强调“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二则强调“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改革开放是这场伟大革命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并在改革开放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第二次革命”之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开启的重要成因，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成立、制度确立以后如何正确对待革命问题，在实践上准确定位了革命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关联，合理解答了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政治革命之后的不断革命、社会革命究竟如何搞、采取什么形式搞的重大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战略和创新性的改革举措，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内涵的同时，也促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自我革命，形成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良性互动格局，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得以坚持和发展。
1.2 “自由人联合体”：从基本意蕴到多维阐发
《资本论》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无疑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意味着“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也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名句，即“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另一种表达。而这句名句被恩格斯认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好概括。问题在于，它在现实中究竟怎样落地生根、逐渐孕育？换言之，怎么才能让《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现实中逐渐趋近“自由人联合体”？这显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难题。如果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断偏离、背离“自由人联合体”，它的历史合法性也值得怀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初心，就是民族振兴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不剥削、自由发展、和谐相处的理想型社会。这和自由人联合体的诉求是相通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大改造”之后形成的人民公社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其“一大二公”的原则和制度设计具有某种政社合一的性质，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按劳分配、集体生活，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们不仅希望它相较于传统私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希望它和人民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促进“自由人联合体”早日变为现实。尽管人民公社“越公越纯越好”的追求确实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但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几个现实的建设原则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精神是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如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要坚持共同富裕。毛泽东早在1955年初就强调，“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稍后再次强调我们追求的富强是“共同的富”和“共同的强”。这为自由人联合体在现实中的某种程度上的落实，树立了基本的努力方向和评判原则。
“自由人联合体”在现实中获得更为具体生动的内容，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的。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就明确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原因在于：其一，改革与革命在目的、任务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消除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和束缚。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其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其三，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核心就是以改革开放实现全面发展，实现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就是改革开放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现实践行和不断趋近。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重视这两点，即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党的十四大就明确强调“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强调的都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公平正义基础上建构“和谐社会”，无疑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进一步趋近。
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改革开放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解和践行达到了新高度。这有两点很突出。其一，深化已有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强调“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为此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相提并论，强调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并提出精准扶贫策略；强调“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人的全面发展”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而倡导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新发展理念，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其二，赋予“联合体”概念新内涵。联合体的一个近义词就是“共同体”。我们先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等。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弘扬了和自由人联合体息息相通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也深刻洞悉了当下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把价值理想性和具体现实性很好地统一起来。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则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引导性很好地体现出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谨记“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诉求，通过改革开放，力争将其不断变为具体现实，求解科学社会主义难题。
在新中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结合具体实践，结合不断更新的现实，对诸如“革命”“自由人联合体”等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概念，或者进行实践阐释，进而更为明确具体、与时俱进，或者不断创新举措和形式，使之更为丰富、可行。如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革命很好地统合起来，并赋予改革这种形式，使社会革命有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实践样态；先后围绕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意蕴，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使自由人联合体不断从理想、理念向现实趋近。这既使科学社会主义得以践行和创新发展，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
2 社会主义建设普遍性难题的中国探索和创新应对
在科学社会主义那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根本要求、根本标志。不过，这些要求的实现、标志的体现，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抽象原则的具体化、有形化，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彰显和独特性的表现，同时是科学社会主义从原则规定到生动实践，从抽象理论、逻辑到鲜活实际的转化，也因之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普遍性而又必须在社会现实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破解的重大难题。这些难题不破解，科学社会主义就有被诟病为空想的乌托邦之虞，或者被人指责为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推理。这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或者最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三个难题，即生产力如何不断获得大发展，进而使得社会主义基础更为牢固；公有制在现实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防范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公仆”如何从理论诉求变为现实制度和实践，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不会蜕变。它们分别涉及社会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层面的基本规定。生产力大发展涉及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基石，公有制涉及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本要求，人民民主关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政治制度创设的目的，皆为任何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无法绕避的难题。换言之，不解决这三个普遍性的基本问题，不把它们联系起来共同解决，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和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就会受到质疑。
2.1 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难题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和先进的、发达的生产力密不可分。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确立基本制度后，必须不断推动生产力大发展，这既是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共产党宣言》为此强调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后，必“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此，社会主义本质上要求“在保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力图“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土地改革、三大改造为标志的“社会革命”（所有制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可贵的是，我们还认识到，“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此，“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革命既可能指一种重大的技术创新，也可能指它对劳动方式、生产力增长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不管是哪一种，它和政治革命（推翻旧政权）、社会生产关系革命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其关键是通过重大技术创新或革新来直接发展生产力。也正因此，我们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强调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同时进行，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应该说，这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两种基本思路，即一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的束缚来解放生产力，二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革新等促成现代生产要素的优化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赋予了鲜活的实践形式。
改革开放序幕一拉开，我们首先就确立了发展生产力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要义这一认识，1978年底就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后来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手段快速发展生产力，无疑是很现实的重要难题。“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通过自我改革的形式和途径，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者结合起来，推动生产力大发展。
具体言之，改革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中，“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由此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农业生产力。同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经济特区建设；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念，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强调经济、科技体制“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还强调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推出一系列简政放权、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改革举措；等等。此外，进行经济政策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以上这些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主义中国呈现出崭新的前进姿态、迅猛的上升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来更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目标，努力把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方面作用都发挥好，实现两者良性互动；通过改革，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到2010年前后时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这是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大发展的明显标志。
进入新时代以来，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及时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四个全面”战略一起抓，贯彻新发展理念。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包括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文化教育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等。中国GDP不但稳居世界第二，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社会生产力和激发社会活力、创新驱动很好地结合起来，获得了快速高质发展。中国从改革到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也在不断探索破解生产力如何大发展（快速高质发展）的现实难题。
2.2 公有制在现实中如何实现的难题
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基本要求，就是建立和巩固公有制。它强调“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这么重视公有制，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能促进而不是约束和破坏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最根本的。其二，公有制消除了剥削与异化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最重要的预防制度。不过，恩格斯也特意提醒，“能不能一下就把私有制废除”呢？答案是不能，相反“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制度实践中，一定要注意尊重实际、结合实际搞公有制。
新中国刚成立，就特别重视所有制问题，及时进行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其间也推出过妥善利用和发挥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私营经济的措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主导倾向是建设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一大二公”、越纯越好的单一的农村公有制模式。可惜的是，它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改革开放始于对这种单一制的反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过程中大大激活了农村市场，出现了较有活力的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同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随着开放的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资经济。它们都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使我们认识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发展生产力，应“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样“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因此，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步，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认识有了重大创新。其一，它既可以表现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也可以表现为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其二，公有制和其实现形式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国有、集体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由此，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一是以基本经济制度的方式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以股份制、混合制的形式丰富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难题，即它在现实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实现得以解答，既能有力地促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能从根本上防范建制化的剥削得以生成和存续，进而有效预防两极分化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主体地位而非独占或排他地位的方式体现出来，公有制可以与其他多种所有制并存；公有制可以与现代市场经济很好地融合起来，在具体的市场主体运转中，可以现代企业的股份制、混合制等形式来实现公有制。这些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未能预见和详细论证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非常少见的成功探索。就此而言，这个难题的求解，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无疑也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2.3“社会公仆”如何从理论诉求变为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他们为此高度赞扬巴黎公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后来列宁更明确地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科学社会主义把民主视为未来社会的基石，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而民主的基本诉求就是如何规范与约束国家权力，实现主权在民。因为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手中，科学社会主义为此强调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如何将其从理论诉求变为现实，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要难题。
因为社会主义铲除了国家权力异化的根源即私有制，所以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的主要成因在于执政党党员干部身上。列宁在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时就郑重提醒，“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破解执政周期率难题时，也提出唯一的出路就是民主，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种雷厉风行的反官僚主义，在当时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群关系，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体地位，但其运动式的形式，很难成为人民公仆建设的常态机制。
更重要的解题，是通过改革开放完成的。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时就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针对当时就已出现的干部特殊化，邓小平揭示其实质就是“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强调要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来坚决改正。这既凸显了民主的重要性，也把“社会公仆”更为明确地表达为“人民公仆”。党的十二大首次把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写入党章，十三届六中全会为此倡导全体党员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邓小平为此号召“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此后一系列的措施开始推行：恢复并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经常工作机构；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推行职务任期制；确立选拔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制度；等等。针对当时出现的腐败现象，邓小平强调要把党风、组织、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严厉打击和预防腐败。也正因此，改革开放初期，虽出现不少波折，但党群关系是稳定向好的，共产党“人民公仆”的角色和形象得到保障。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四大把“从严治党”写进党章。“党建”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解“人民公仆”难题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六大就明确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牢记公仆角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此，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推出一批改革措施来强化党建和“人民公仆”理念落地生根。如先后出台一系列规定，撤销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食品“特供”，按规定配车，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建立包括选派省（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等在内的党内监督五项制度；逐级建立健全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依靠群众支持与参与的反腐工作机制和领导体制；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与“三个代表”理论，在全党开展“三讲”教育；将党建格局界定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四位一体；等等。进入21世纪后我们强调，党“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所以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此，一方面确立了以“一个主线、五大建设”为内容的党建工作总体布局；另一方面“依法实行问责制”，出台了诸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系列规定，使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系统化、法治化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一方面彰显人民公仆理念，另一方面加快深化改革，不断推出党建新措施，使理念更为有效地落实。第一，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第二，在全党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和制度化，推出并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第三，坚持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度严厉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开展专项巡视。第四，确立“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建立了三级组织领导监督的体制来进行党内监督。第五，制定诸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文件，使管党治党更加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正因改革开放中我们始终注意推陈出新、深化改革，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使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公仆”的设想和吁求不断走向现实、成为现实，虽然党群关系尚未达到理想境界，但“执政为民、以民为本”这个社会公仆的根本诉求越来越成为实际。也正因此，我们一是没有犯因官僚主义、特权主义、腐败盛行而造成的颠覆性错误，二是改革开放因为人民的支持不断取得胜利和突破。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确保领导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性，进而确保人民民主的实现，既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对民主的基本吁求，又在具体实践中以领导党自我革命的形式实现了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确保党员与干部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公有制与人民公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落实好、兑现好。在解决这三个重大难题的过程中，我们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创新。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创造性地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有机统一起来，使生产力由高速发展走向高质发展，综合国力得到飞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建设，则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突破，突破传统认识的教条化藩篱，很多举措都是社会主义史上前所未有的；通过领导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出全面从严治党新举措，形成社会主义崭新的实践。
3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难题的中国理论探索与建设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有两个特点：它立足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的把握来科学地分析和预判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着力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理论的普遍性来论述和界定社会主义。也正因此，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地方。第一，它设想和预判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的“世界性的革命”，即首先发生于“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的国家，相应地“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性的事业”。有人将此概括为“发达国家多国同时胜利论”。当然，这里的“胜利”应有两层指向：一是夺取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使社会主义完全实现。第二，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而经济危机却频繁发作、社会两极分化的客观事实，它非常强调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强调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行公有制，强调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结束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动荡。但这也生发了两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其一，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能不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其间必然涉及如何正确看待公有制、国家计划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其二，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基础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是其代表)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解决的难题。
3.1 落后国家如何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
列宁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因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的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他领导的发生于“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的十月革命获得伟大成功，使“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成为现实，也使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成为可能。更可贵的是，列宁晚年还努力探索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经济政策”，欢迎外资进入，允许商品买卖和私企经济存在。后来斯大林强调，“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提出了著名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这就把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设想颇有出入的落后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要难题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明确凸显出来了。可惜的是，列宁的探索很快就中断了，斯大林的探索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教条化看待公有制和国家计划，形成僵化的单一计划体制，并与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立，等等。这为后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败埋下了伏笔。
这些问题，究其实质，就是一个和科学社会主义设想很有差距的落后国家如何尊重基本国情与世界形势来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当时的各种条件，我们选择了以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也逐渐认识到“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落后国家发展路径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并因此进行了颇有成效的艰辛探索，如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确立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政治制度。但“文革”的发生，使这种探索的进程走了一些弯路。邓小平为此总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不但总结经验教训，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很快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后者就是我们改革的着力点，根本制度必须捍卫，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但具体制度、体制机制、具体方法是可以不断改革完善的。融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逐渐形成，“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通过改革开放求解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独特难题的过程，其中关键有三点，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公有制和私有经济的关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正是通过求解这些重要难题、妥善处理这些关系，使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为生动具体的内涵。
第一，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始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拒绝照抄照搬，奉行独立自主；同时“中国人民坚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改革和开放一定要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
第二，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有效解决了前述生产力如何发展、如何有效预防社会剥削和两极分化、公有制如何实现等难题的同时，也妥善处理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我们认识到，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搞单一的公有制、搞一大二公是不切实际的，相反，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私有经济存在是有益的、必要的、合理的。因此，“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在改革开放中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第三，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新时代我们特别强调，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者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在不断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合理地解决了如何正确看待国家计划这个独特难题。
科学社会主义在其理论初创时，不但很少关注到落后国家如何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因之更少谈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及公有制经济和私有经济、计划和市场共存和相互促动的可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为了实现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和人民民主等基本诉求，创造性地提出和践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念和制度设计。这些行之有效的重大创新，保障了我们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3.2 落后国家如何处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独特难题
《哥达纲领批判》中有个著名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科学社会主义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特别强调它的过渡性本质，只是“一种革命的暂时形式”，因为国家是“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所以，“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简言之，让暂时存在的国家尽快消亡、复归社会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个推论和诉求，很重要的一点，是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现实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得出的。发达资本主义，一是国家和社会两种力量都发育得比较成熟，相对分化开来；二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抗衡、相互对立，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虚假的共同体”；三是资本主义政治国家作为一种统治机器，其反动性和腐朽性愈益突出。但这些情况在落后国家则是明显有异的，比如其社会力量尚未发育成熟，政治国家除了承担专政职能外还必须承担必要的社会动员与整合职能。
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经短暂尝试过在直接民主基础上废除国家，但很快造成种种恶果，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当时落后的苏俄并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国家消亡的条件，相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国家都必须客观存在。斯大林经过更长时期社会主义实践锻造，对这个问题反思更为彻底，强调国家在社会主义不但不应消亡，反而是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重要的推动力量，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取消或消亡。遗憾的是，斯大林模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而走向僵化，并造成社会活力的丧失，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显然，如何搞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无疑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化为实践中颇为重要的问题，当然也是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重点解决的独特难题。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才开始搞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问题没有过多凸显出来。但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根据中国的实际“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但再也不能搞苏联模式的那种国家，再也不能搞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因为它“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过去，代表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而社会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社会活力。所以，“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大力培育各种市场主体等社会力量，“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中国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从1982年到2008年，先后集中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2012年以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又加大和加快了，进行了新一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和完善，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逐渐理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逐步实现；另一方面，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逐步确立，社会自治力量得以蓬勃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创新性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它一方面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长期性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激活非国家力量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最终“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一言以蔽之，就是搞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良性互动、互相助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以及为此推出的一系列“放管服”改革措施，意味着改革开放把妥善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推进到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史上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原创性贡献，开启了落后国家独立自主走向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征程。
4 结论与讨论
正如习近平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同时也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能与时俱进；能够和具体实践、实际结合，从理论变为鲜活的现实；能够作为行动指南，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结出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新中国70多年奋斗、奋进的结果，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始终重视对科学社会主义内蕴难题的求解。对科学社会主义内蕴难题的求解，特别是对那些基本的、重要的难题的求解，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保持鲜活生命力的奥秘所在；同时亦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践行和发展的重要依赖路径。在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些重大问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纵观新中国70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难题的求解，我们认为，以下几点特别需要重视。其一，需要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尊重其基本诉求和核心规定。这事关社会主义的底色和本色，也意味着求解难题往往要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在实践中统一起来。其二，坚持生产力标准。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不断追求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诸如现代科技和现代经济体系、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等，都需要在解题的同时来建构和发展。这事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可行性。其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践行和发展的主体，很多难题都是通过群众智慧、在群众集体实践中创造性解决的。在今后求解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其四，尊重客观实际。既然是难题，很多时候意味着理想的解决状态只能在相应条件具备时才有可能，务实的选择是追求某种程度、符合实际的解题，不能好高骛远，脱离现有客观条件和实际去解题。在此过程中，务必重视反思历史教训和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其五，重视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化繁为简、聚集力量解决问题，更容易结出成果。要善于把大的难题求解转化为对具体问题的关注，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推动重大基本难题的求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更高水平、更好效果上求解前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难题，又求解新的难题，进而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鲜活更生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更具体更有实践性，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重任。这也是我们书写新的中国故事、奉献新的中国方案、建构新的中国话语、完善和深化中国道路必须做的基础工作。
简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种坚持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目标，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中华民族素质全面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努力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断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首要任务，等等。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尽管在具体运行层次上，在具体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上，我们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但在社会制度的本质层次上始终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焕发出真理的力量和实践的伟力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于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这些理论原理变成实践原则，在现实中显示出强大威力。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成功实践，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未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开放与合作特征，使社会主义中国对当今时代的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合作战略，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符合开放世界与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开放性事业，特在以更宽广的胸襟和恢宏的气度，弘扬着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世界精神，奏响时代最强的开放合作旋律。建设社会主义，固然要以基本国情为基础和出发点，但也要拥有宽广的世界视域和胸襟。社会主义必须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同时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要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就是要用世界眼光和宽广胸襟，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理论、制度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打碎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有色眼镜，以海纳百川、集八方之精义的宽广视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创新拓展了前行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经过实践检验形成新鲜的中国经验，上升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内容，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新的生机与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焕发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解决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绝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是说在这些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基本经验。习近平同志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经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要求，为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再如，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的途径和方法，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又如，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促进了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新，有效克服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难题，促进了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制度的构建为保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价值取向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要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得到国际社会和沿线国家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呼应。
这些内容极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论贡献，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进步，显示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四、进一步深化和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新认识，从理论上概括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互动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并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
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出发，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宽广的全球视野，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创举，得到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联合国多个文件载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表述。我们在实践中积极展示中国诚意和务实共赢理念的同时，也要在理论上向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讲好中国故事，消除疑虑和误解，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传播和积极认同。
再如，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实践基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等，有力保证了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在兼顾所有人利益的同时，突出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突出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坚持和创新。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需要我们在实践层面狠抓落实，在理论层面学懂弄通讲透其基本内涵和内在逻辑，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真理认知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中，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造新辉煌，走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