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办公文秘 点击： 2020-06-12
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社会治理”再度成为公众讨论的热词，可以预见的是，这场“大考”将对我国的社会治理产生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钦州自然也不例外。
一、因疫情而产生的社会治理问题
我市因开展疫情防控而采取限行、隔离、封闭管理、减少聚集等紧急措施，这让一些社会治理上的短板问题大面积暴露。
一是部分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化解，造成矛盾积压，增加群体性事件、个人端案(事)件风险。同时，小区封闭管理、餐饮店暂停服务、各行业临时暂时歇业等，一些农村地区实行封路、堵路，限制出行等，可能造成一些群众的不满。二是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还没有适应防疫的需要。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联防联控的无缝对接能力有待加强。如交通卡口取得的外来人员信息没有及时推送社区网格，导致各社区网格员重复上门排查。三是综治中心指导协调能力不足。县、镇(街道)综治中心人员少，政府对综治中心职能不熟悉，综治中心难指导、协调开展业务工作。四是网格化管理存在短板。专职网格员占比小，网格员基本由村(社区)干部兼任，而每个村基本只有4-6名村干部，专职网格员很少，所以95%以上村(社区)网格员不超过6人，基本没有志愿者。在当下网格员面临业务多、杂、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待遇差等问题，就对工作容易产生厌烦情绪，进而导致辞职人员多，队伍不稳定。五是谣言管控能力有待加强。如此前有部分市民听信网络传言，出现大半夜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情况。六是部分老旧小区管理存在漏洞。我市、各县(区)老城区和旧住宅小区管理不够规范，出租房屋外来流动人员居多，对进出小区人员管理不严、不规范，公司与业主之间经常因服务不到位、车辆停放等问题产生矛盾纠纷，导致部分小区人员不服从管理，容易滋生管理疏漏。七是社会治安隐患风险增大。在防疫期间，大部分企业实行停工停产、限制人员外出活动等举措，一些人因为不能在本地返工又不能外出务工，收入减少甚至出现“负收入”现象，存在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的风险。
二、应对社会治理短板的对策及建议
(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大力提升网格化管理实战效能，建议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网格员的聘用、管理，明确各部门网格化工作的职责，提高村(社区)网格长(村干部)、网格员的待遇报酬，确保聘请到素质能力能满足职责要求的专职网格员。二是加大投入，提升科技支撑，推进“雪亮工程”建设，建立社区大数据平台，努力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共享共治精细化管理的目的。三是强化业务培训，随着纳入网格管理的工作不断增多，相关业务培训也要及时跟上。四是实施镇、村干部年轻化战略，确保基层社会治理干部能力素质能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技能。
(二)加大治安隐患排查。加强对吸毒人员、社矫人员、精神病患者等重点人员的管控，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和这之后的社会面安全稳定工作，全力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完善大数据信息反馈及管理机制，实行工作环节、工作流程的制度化管理，提高信息无缝对接、快速运用的能力。
(三)规范小区物业管理。加强对物业公司和物业人员的管理，街道办事处指导住宅小区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进一步规范压实辖区内小区物业管理责任。(四)强化法制宣传。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强化群众遵纪守法意识。借助微信、微博等互联网手段，让人民群众全面、深入了解了各类风险的危害和严重性，特别加大面向农村和基层群众的宣传力度，增强服从政府风险防控管理的自觉性。此外，要阳光透明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及时召开风险防控新闻发布会，缓和民众的焦虑情绪，确保大众的知情权，避免过度恐慌，遏制谣言的滋生蔓延。
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2020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及其迅速传播性，导致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山东省于2020年1月24日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急响应迅速及时、应对措施切实有力、疫情防控卓有成效，较好地确保了疫情并未大规模扩散，确保了我省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然而，随着疫情在全世界各地的迅速蔓延，我省疫情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在反思当前存在的短板与面临的挑战的同时，积极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一、基层社会疫情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公众获得的疫情信息不够完整
基层社会公众，由于教育水平、职业背景、个体年龄偏好等因素制约，极易造成其对于疫情咨讯的了解度、认知度偏低，最终致使其所获得的疫情信息不够完整，并继而造成社会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缺失甚至产生针对政府疫情防控的不合作或抵制性行为。尤其在中共中央已明确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危害性与防控的必要性之后[①]，在新闻媒体强调加强个人卫生防范、出门佩戴口罩等警示下，社会公众仍疏于防范。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社会治理中信息传播不够充分、疫情信息发布渠道过于单一化，如早期手机运营商对武汉漫出用户的监测数据并未通过公共媒介广泛公开，且信息发布渠道仅仅为官网等单一化渠道。
(二)基层治理单位的疫情防控能力不足
新冠病毒爆发后，我省于1月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以街道办、社区为基层治理单元，实施疫情防控。然而，由于基层治理单位，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村委会、城市边缘社区，缺乏专业化的公共卫生知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常识以及防控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公共卫生危机防控行为不够科学规范，如断路、堵路或一些不文明、侮辱性标语或口号等防控过当行为;公共卫生危机防控行为缺乏人性化，而造成武汉归来人员对于自己身份产生认同危机与恐慌感;基层部门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的配套设施不足、社区医疗资源亦严重短缺，而造成其应对能力极为有限。
(三)基层社会疫情防控的数字化工具不足
新冠病毒防控期间，我省基层部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取得一定治理效能。然而，目前基层社会治理工具的选择与使用仍存在一些短板。如：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普遍过于依赖人工化治理工具，即主要依赖于人盯人、表格统计等消耗时间多、效率低的人工化治理工具，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且为基层工作人员带来较为严重的潜在卫生安全风险;人工化治理工具造成疫情监测数据统计存在重复性、低效性甚至无效性问题，如目前很多单位实施双测温表格上报制度，对于一部分社会公众数据统计是重复的，尤其是层层汇总、上报的监测方式，造成时间、人力的大量消耗。
(四)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极易存在真空地带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公众的职业形态日趋多样化，如网红、自由职业者、电商、共享经济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士愈来愈多;1994年以来房改房政策实施以后，传统单位制住宅格局被打破;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复杂性日益增强，上述新变化、新特征为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流动人口(即租客)的大量存在导致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极易存在真空地带，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由于没有雇主和单位而不需向单位上报个人信息、单位制宿舍里出售房产住户或租赁住户的流动性较强亦难以频繁收集信息，因此，该群体人士极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收集的真空区域，为基层社会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与诸多潜在风险。
二、提升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对策分析
(一)健全疫情信息发布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规范化
建议在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透明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疫情信息公开发布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基层治理部门与社会公众间信息的对称性。第一，建立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采集与公布的公民参与机制。可依托业委会、网格员、楼组长或社区派出所片警制度，建立社区居民公共卫生安全状况信息收集与帮助云平台，一方面建立社区居民对个人患有传染性病症主动申报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制度，另一方面，在该平台为主动申报的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线上或线下医疗服务，可有效激励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第二，建立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发布的常态化机制。在社区居民公共卫生安全状况信息收集与帮助云平台基础上，建立社区居民个体公共卫生状况的定期上报、统计制度，实现对社区公共卫生状况的常态化监测与信息发布，以实现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的预测与预警。
(二)完善疫情防控配套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专业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体系，并强调指出要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②]。 建议进一步完基层社会疫情防控配套机制：第一，加大基层公共卫生便民化设施投入，尤其是社区医院、村卫生所等基层公共卫生设施与医疗资源，提升其公共卫生应急防控能力。第二，逐步建立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培养机制，如可通过为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开设基层管理者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培训的线下或线上课程，以推动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行为的专业化水平。第三，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加强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问题等其他类型致灾因子所造成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设计，推动基层制度创新，逐步补齐基层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短板。
(三)建立多主体协同防控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化
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主体并非仅仅包括基层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关，还应包括所在地的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且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可利用其自身的人才、技术、信息优势发挥积极作用[③]。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指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应建立健全群防群治工作机制与多部门协同机制[④]。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治理过程中，大量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主动发挥其自身优势，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为疫情防控作出巨大贡献。因此，应基于我国基层治理制度特色，即“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自治”的复合性治理架构，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参与疫情防控的协同制度、协同平台及其激励动员机制，以确保多主体协同防控机制的规范化与长效化，继而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系统化。
(四)加强疫情防控工具数字化，以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精准化
建议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具数字化，破解疫情防控管理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切实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精准化。如：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公开过程中，可综合考虑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水平以及不同性别群体获取信息资讯的偏好与工具，选择手机短信、微信、电话语音通知(盲人)、微博、新闻联播或滚动新闻、交通广播等多元化渠道;在基层社会公众公共卫生信息收集过程中，将传统人工表格式填写转变为数字化工具，如将双测量工具由表格式人工统计转变为二维码填写、出行信息云平台登记等;在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信息收集中，加强多部门协作以避免信息孤岛、信息壁垒等数字化治理问题，如手机用户流动数据、高速公路出入口监测数据等多种数字监测平台间可建立共享、公开机制。
[①]陈芳、董瑞丰、陈聪、田晓航：《共和国的战“疫”时刻》，载《求是》2020年第5期。
[②]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年第5期。
[③]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④]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年第5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农村地区防控防疫基础薄弱，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区域。乡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治理体系重要基石，也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领导力量。突发疫情成为检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情况的试金石。本文采取网络信息搜集、电话访谈等方式，了解北京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情况和基层组织所采取防控防疫措施，分析疫情下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及机遇，进而提出应对疫情，完善乡村基层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农村地区疫情防控主要措施
(一)落实四方责任，实施联防联控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成为疫情防控一线的“主心骨”，到村到户保障政策通达及时准确。各区、乡镇、村应对疫情防控确保医疗、卫生、疫情核查、人员管理、物资发放等多项工作稳定有序实施，确保人员到位，信息畅通，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大兴区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精准施策，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怀柔区采取“村干部每天问候、流管员日常巡查、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管理农村出租房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平谷区“疫情防控员”以“群众线上下单，干部线下代办”的服务方式为村民办事，减少了交叉感染。通州区采取日常巡查、突击夜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全天候对辖区内“五小”行业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
(二)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群防群策
市委市政府层层落实防控责任，各区全面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等措施，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织密织紧防控网络，最大力度防止疫情在乡村蔓延。例如，海淀区创新运用“准物业化管理”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介入、基层党建引领、村民积极参与的村庄治理机制，通过对本村村民实施物业管理专业化培训，解决了防控工作人员紧缺的问题。朝阳区和密云区充分发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参与防疫，构筑防疫战线。通过党员先锋队带头、志愿者队伍与社会组织配合入村入巷、封村闭户、“村村通”大喇叭信息播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民定制服务”、新媒体信息技术宣传等方式，实现了“线上线下”全覆盖。
(三)加强宣传，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宣传，引导正确舆论方向，稳定人心，增强信心，营造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良好舆论环境。例如，昌平区充分发挥“村村响”广播在特殊时期防控疫情、传递信息、提振信心、维护稳定等重大作用，打通了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对瞒报、缓报、谎报疫情行为，在防控中不履职、不当履职、违法履职等行为，落实责任追究措施，严厉打击影响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
二、疫情使北京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村庄应急保障的硬件需要加强
乡村生活服务保障机制不完善，防疫物资储备不足，封路封村后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不充分，尤其是困难家庭帮扶存在较大难度。乡村基层工作通报、信息共享机制未完整建立，疲于应对各项工作落实，而对本村(社区)的工作机制思考不够，对有的数据、情况掌握不清;部分“特殊建制”的村(社区)管控工作存在隐患，待拆迁小区、城乡结合部村庄、三无小区在托管或交叉管理中的属地管控、联防机制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村庄应急管理的软件需要完善
疫情造成乡村基层治理工作量剧增，强力管制、周密服务都需要大量人员。现有的增援力量调配机制缺乏，应急管理软件需要不断完善。疫情期间，乡村基层组织除村庄的日常管理外，增加了防疫政策宣传、疫情管控、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调配、防疫数据统计上报、村口值守村庄巡逻等刚性管理工作。同时，还需对村民进行心理疏导，消除村民的焦虑恐慌情绪。这使得基层治理工作人手严重缺乏，增援力量调配机制缺乏，使现有人员疲惫不堪。
(三)防疫与生产两手抓需要新手段
随着复工复产，返京人流逐渐增多，城乡结合部村庄是外来人口的集聚地，其他较多农村地区也是很多企业、学校的驻地，此类地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压力剧增。此时已是春耕时节，各区在防疫的同时正组织春耕生产，各村均加派人手确保春耕人员防疫安全，同时，对所需农资实行统一采购统一调配，以确保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两不误。这需要在现有条件下，改变“坐等靠”思想，增强疫情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针对疫情期、疫情后的生产、就业、增收制定计划，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提高乡村基层治理效率。
三、防疫使北京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机遇
(一)加速了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的应用
防疫过程中，信息技术更加彻底地融入到了基层治理和村民生活生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宣传方面，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微信、QQ、抖音、快手等新兴媒体抓牢年轻群体的防疫宣传工作，而“12345”热线、“村村通”大喇叭、电视覆盖了老年群体。在防疫管控方面，微信扫码进出、无人机、智能疫情监测一体机、门卫机器人、远程管控平台等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疫情分析方面，电信大数据在疫情溯源和监测、分析疫情情况、支撑疫情态势研判和疫情防控部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项防疫政策措施可以通过互联网顺畅地下发给村民，村民的健康信息也能够第一时间报送至主管部门。互联网让广大村民有了顺畅的表达途径，对防疫知识的及时了解很好地消除了村民的恐慌心理，网络丰富的娱乐途径也很好地缓解了在村封闭村民的焦躁情绪。
(二)提升了基层多方协同治理水平
我国税费改革之后进行了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合村并组、精简乡村机构，乡村基层在组织动员和联系人民群众方面的能力大大变弱。而在此次疫情面前，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先锋队的模范带动，充分发动群众，引导各类农村基层组织、群众志愿者、退伍军人等参与防疫，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形成党群联手全民抗“疫”的良好局面。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将促进基层组织向更紧密联系和依靠群众的方向迈进，从而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与治理能力提升。
(三)促进了大众重新审视乡村的价值
在此次疫情中，农村的缓冲作用凸显，疫情过后“农村热”将会成为一种潮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是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源动力，而治理有效的前提是民众对乡村的关注，以及各方对乡村的协同治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远程办公、在线办公成为现实，而美丽乡村建设也使得京郊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此次疫情过后，一批具有乡土情结的人将会选择回归乡村，实现就近就业、在家就业;其他具有田园情怀的人也会考虑去乡村长居。农村基层党组织可借此次机会加强引导，吸引人才回乡，用人才带动乡村的繁荣复兴。
四、应对疫情加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高度重视，全面管控，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领导作用，做到上传下达政策及时准确，执行上级任务责任落实到人、任务落实到位。加大防疫宣传力度，各级党员干部要到村入户，讲解预防知识，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科学防范，讲究卫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多措并举，千方百计确保农村不发生大规模疫情，保障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持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强化属地管理与联防联控
发挥“三治”优势，强化乡镇、村的属地管理与联防联控,内防扩散感染，外防输入输出。及时总结和借鉴前期防控的经验，多方面整合各方力量，组织引导基层各类社会组织、群团组织及志愿者队伍有序参与基层一线防控工作，发动群防群治力量下沉入网格，切实做到网格排查全覆盖，全面做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加强与网格内群众的沟通联系，及时收集社情民意和意见建议。注重了解网络舆情，引导社区群众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三)加大医疗和生活物资供给与配置力度
抓好农村地区消毒用品、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的调拨储备，解决农村基层防控物资缺乏难题，引导群众正确使用有限的资源。加强防控知识培训，在重点村镇配齐医护人员，提高乡村防疫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能力。加强蔬菜、肉蛋奶、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搞好供需对接，畅通供应渠道，坚决防止脱销断档。
(四)有序安排农村生产和困难帮扶工作
农时不等人，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要有序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抢抓春耕生产有利时节，切实做到两手抓、两不误。同时，稳妥有序推进农民工返岗复工，积极支持就近创业就业，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深入一线掌握特殊群体和困难家庭的实际需求，对承担隔离治疗任务的医务人员家庭、有成员接受隔离治疗的家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等切实解决实际困难。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危机干预，有效纾解疫情导致的心理影响。